一、引言 在一百多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大致产生了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中国中心观取向等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增进了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也成为总结百年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线索。要继续推进清代经济史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以上范式的合理性，也需要超越他们的局限，形成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① 本文的目的，是借用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一概念，结合已有研究范式中对生产力指标的讨论，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以此弥补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因素的不足，并进一步说明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清代经济的可行性和价值。 风险应对力概念来自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一书(以下简称《文明的逻辑》)，在该书中，他指出已有研究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变迁的评价，往往只有一把评估的尺子，即“生产率”，②但这一把尺子并不够用，不足以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例如，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汉至明清均没有大的变化，如果只采用生产率这一把评价的尺子，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难言有任何进步，这显然不合理。因此，他认为应该引入第二把尺子，即“风险应对力”。在该书中，他指出，由于人类社会一直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的威胁，因此，不管是早期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还是后续文明化历程中迷信的创立、各种仪式、礼节、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的发明，以及市场、金融产品和国家体系的建立，都加强了人们的跨期合作。这些创举中，很多并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却通过建立规则和秩序，提高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即在天灾人祸之下生存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暴力和冲突，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化。③该书通过详实丰富的证据，论证了风险和风险应对能力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和文明变迁的重要性，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本文的重要借鉴。但该书的核心是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对整个人类文明史进行重新解释，并非专门针对清代经济史，且没有单独讨论风险应对力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以之为借鉴，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引入到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 之所以强调将生产力与风险应对力相结合来理解清代经济，是因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范式中，生产力都是核心线索。比如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重要的出发点是讨论那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范式，是对生产关系范式下经济史研究过于偏重生产关系的纠正，随后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范式。这一范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重视生产力，因此，其核心被称为“生产力转向”。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现代化范式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线索，也推动了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不过其所考察的核心指标，仍然是基于生产力标准的。以最能够反映这一本土化视角的代表性学者李伯重的研究为例。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被概括为“特色江南道路”，这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江南农业发展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和“江南的早期近代经济”。④这三个方面，虽然都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追寻发展线索，但考察的核心指标都跟生产力高度相关。具体而言，对江南农业的考察主要是论证江南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从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评价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对江南工业的考察，则是考察工业规模扩大、工业产值等生产力指标。对江南早期近代经济的考察，更是采用了反映生产力的综合指标，即GDP和人均GDP。⑤以上简要的介绍，表明生产力标准是贯穿不同研究范式的核心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没有纳入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和波动性，不足以全面反映经济活动。这一点，也已为夏明方所指出，他发现，“至于江南在历史时期曾经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危机，在长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加州学派的研究中，也统统被遮蔽了”。⑥ 本文接下来首先对风险应对力概念进行介绍，说明其理论基础和内涵；接着从量化历史研究的角度，重点讨论风险应对力的度量指标，然后结合学界已有研究，以大分流问题为例，说明如何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来重新评价清代经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风险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往已经有不同学者注意到并做出了系统论述，接下来在文章的不同位置也会介绍这些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将风险应对力和生产力并列，以期弥补已有研究范式共同的不足，并基于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与生产力评估指标相对应的风险应对力指标，提供方便实践和操作的分析框架，以此促进对清代经济的全面认识。 二、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含义与衡量指标 (一)含义及相关概念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是指同时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两个指标来理解经济活动。生产力一般是指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常用的衡量指标是生产率。即单位投入所对应的产出或产值。比如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量或产值。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反映经济活动的波动性，一般而言，波动性越小，风险应对的能力越强。风险应对力概念关注这一应对力的大小、来源和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风险应对力所应对的风险，包括各种自然的、社会的风险，比如各种天灾、战乱等。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之父马科维兹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如何评估风险与回报的论文以及其后续的相关研究。⑦在该论文中，马科维兹主张明确认识到风险及其大小(通过方差来衡量)，同时提出有效资产组合的概念，即“对既定的期望回报给出极小方差，对既定的方差给出极大期望回报。”⑧ 借助于该理论，可以将期望回报与生产力指标相关联，即一般而言，期望回报越高，表明生产力越高，而风险波动率则反映风险应对力的大小，风险波动率越小，则风险应对力越强。基于该理论，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推断：第一，在给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产出波动的风险越小越好。第二，在给定的产出波动风险下，生产力水平越高越好。第三，生产力水平和产出波动率之间有一个权衡，两者的不同组合可能都是最优的安排，具体哪一个安排更优，需要针对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等因素进行具体考察。 马科维兹的理论，虽然目的是评估什么是好的投资组合，但对理解清代经济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对于任何经济活动，不仅需要知道其发展水平(即平均值，英文mean)，还需要知道该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即方差，英文variance)。如果只了解水平值，就会像银行推销理财产品，只告诉买家预期收益率，而不提示收益波动的风险一样，带来对研究对象评价的扭曲和片面认识。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史研究中，不管是微观的农业、商业、手工业活动，还是宏观的财政、收入水平等，都应尽可能同时考察两个研究指标，即水平值和波动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