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科学”尺子来度量社会科学，那么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而经济学是最“科学”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史研究中学科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较其他专门史更为显著和持久。长期以来，前辈学者一直致力于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融合二者，吴承明、李根蟠、杜恂诚、李伯重等先生也曾从方法论角度做过探讨。近年来，两种方法的结合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优秀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很少有完全不借助经济学方法、概念的，也很少有在历史背景、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明显缺陷的。比如，曹树基教授是历史学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就经常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和框架。在研究地权时，他构建了一个一般理论：把所有权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并以此为基准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产业交易方式，即卖(绝卖)、典(活卖)、押租(顶)、抵押(当)、质押、普通租佃、永佃等，依据其性质和权利转让关系进行了分类。彭凯翔教授是经济学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都非常深入细致。在研究传统中国民间交易行为时，他对《宁波钱业会馆碑记》和“石”“担”等的考释非常精到。更重要的是，在论证过程中，他能借助经济学的方法来验证、辨别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对文献记载中混乱、矛盾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在对度量衡和价格信号形成的研究中，他会自觉地将自己提出的解释框架、论证结构与具体的历史情景相结合，以检验其可信性。 这样的研究实践，对于经济史的推进显而易见。但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两种方法的“分庭抗礼”乃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仍然是一种常态。即便是在当下，要求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同时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良好训练，依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但对两门学科都有基本了解，并能较为准确地解读不同学科的研究文献，借鉴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和结论等，应该成为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基本要求，而这也是两种方法深度融合、相互借鉴的基础。但在经济史学界，还存在很多误读，乃至因为不能理解而完全无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情况。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两门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加以比较梳理。这篇短文当然不足以系统梳理两个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都有很多分支流派，本文也无力一一细究。本文从一个研究者理解文献的角度，基于笔者近年来目力所及的较为常见的一些文献，谈一点阅读体会。 “分庭抗礼”的经济学与历史学 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经济学侧重于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而历史学重视历史事实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当然，经济学也有还原历史的诉求，历史学也会探索事件之间的因果和相关关系。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各有侧重。从因果关系的研究来看，经济学主要基于模型和数据，寻找数据间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历史学则注重寻求文献证据。一般来说，经济学更倾向于寻找具有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和规律，而历史学有着“反理论”“反一般性”的先天属性，历史学家认为“一事一议”式的因果关系更符合实际。也正因此，经济学多用演绎法，而历史学则更青睐归纳法。从事实还原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历史学多是“记述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并解释其合理性”，那么经济学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强调现实的不合理性”。 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别，导致二者在选题和论证方法上的不同。以事实还原的论文为例，哪些事实是值得重视的，是学术价值更高的选题?对经济学来说，只有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经济学认为，人类认识世界，必须借助某种“理论”，就如同只有借助地图，人们才能理解地形地势的变化，尽管地图必然会丢失很多信息。如果非要强调“眼见为实”，那我们只能坐井观天，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山川。因此，只有当事实有助于改进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理论，改进我们的“地图”，才是有意义的，值得去研究。在经济学家看来，离开理论是无法认识世界的。正如科斯所说：“事实需要筛选，其重要性需要评估。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引，我们既无法挑选事实，更无法评估其重要性。” 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借重的常识、史感，其实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相对初级一些。对历史学而言，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事实或前人说错了的事实，都是有价值的。任何基于先入之见的理论，所“发现”的事实都是片面的，都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读。“地图”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倒成为误导和阻碍我们看清自然的“障眼法”。如果极端一点说，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历史都不能脱离其存在的具体情景，只有重建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关注到影响研究对象的所有因素，才能完整地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解释也仅仅适用于这一单独的历史过程。当历史学研究者强调“历史是复杂的”时，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也曾有过富有雄心的历史学家不满意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尝试通过不断积累不同层面、不同局部的研究，希望最后用归纳的方法得到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但这更像是历史学家的托词，现实中很少有成功范例。熊彼特说：“(历史学派)并没有根据其历史研究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至多说明过去是由狩猎—农业—工业发展而来，即使这切合实际，也没有规律(理论)意义。”也许钱德勒的“看不见的手”等屈指可数的例子可以勉强算得上某种理论(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史发展历程和大量案例的归纳分析，得出了和科斯的交易费用大致相当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