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看中国美学史写作的基本内容

      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不仅与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因子之一的中华美学精神相关，而且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相联，还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相通，因此，总结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进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实绩，主要以“通史”的方式呈现出来。通史著作具体是怎样的？本文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美学史的内容进行考察。

      一、从数据看中国美学史通史概况

      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严格地讲，始于1984年李泽厚与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卷)出版。叶朗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第一本相对完整的通史著作。由此展开，研究角度和著作类型多样，从而李泽厚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也被一些研究者归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之中。中国美学通史著作，从名称与内容的结合上，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以“美学史”为名，主要运用思想材料，呈现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且以“美学思想史”之名概之。二是以“范畴”为名，包括一些书名为“美学史”，但在书中声明而且在内容上以范畴为主，即主要通过范畴和命题这一方式，来呈现美学思想史，且名之为“美学范畴史”。三是以审美文化史为名，通过以艺术为主的各文化载体，呈现和总结出中国的美学思想，且名为“审美文化史”。四是怀着通史的胸怀，但未写成完整通史，只呈现一些主干。从这一观点看，一些具有通史胸怀写成的断代美学史或门类美学史，或亦可归入此类。就其与通史的内在关联而言，可以称之为“拟通史”。以上四类著作，自1984年(或可因《美的历程》而追溯到1981年)至2021年共有59种(参见下页表1)。

      从时间上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写作的热门时期。从类型看，首先，美学思想史以历朝历代重要的人物、著作、思想为纲，占比达到56%。前述最早面世的几种就属于这一类，代表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等。其次，以直接面向美学史上重要范畴构建通史体系的属美学范畴史类，如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王振复的《中国美学范畴史》等，蔡钟翔主持“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以单个范畴考索汇成范畴的历史总体。再次，审美文化史是研究对象最广泛的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起点，网罗社会历史中的审美物象、活动、思想等多元现象，这一类型以陈炎、许明、周来祥分别编纂的审美文化、风尚通史著作为典范，朱志荣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侧重在审美实践中总结审美主体的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互渗，也算此类。最后，“拟通史”一类，其著作不具备完整通史面貌或架构，但有发展为通史的倾向，早期有郁沅未完成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跳跃型断代史有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等三部、霍然的《先秦美学思潮》延及的两部。除按“通史”原则归纳的上述著作外，21世纪以来专门性思潮、门类、问题的美学史写作也呈洋洋大观，丛书代表有朱志荣主编“中国门类美学史丛书”，夏咸淳、曹林娣主编“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丛书，等等。中国美学史通史写作确实在向更细同时也是更广的方向展开。

      

      以上四类著作中，按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最能体现中国美学史核心面貌的，是以中国美学史为名的、包括美学思想史和美学范畴史两类的著作。这两类著作基本上可以体现中国美学史所达到的学术高度。

      二、从数据看中国美学思想史写作的基本类型

      32种美学思想史通史著作的形态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写作的主要考虑因素和基本范式。在这方面，张法基于通史统计数据曾列举教材型、范畴型、关联型、跨越型四种分类之代表作。关联型即“把美学理论放到理论所由产生的丰富的文化关联之中，又将之汇成理论”。跨越型即“突破朝代、人物、著作、思想的时空划分，用具有总领性的思想为线，去统率历时演进，并在历时演进中建立中国美学整体结构”②。本文在此基础上基于所收各著的材料、内容、结构安排上的特征重新统计(表2)。

      

      在表2中，关联型与跨越型占主导，两型又可归为“综合型”。“范畴型”与“教材型”可以互通，前者更注重一个时期中范畴、命题的概括力，后者强调范畴和命题跨越朝代的能力，两者可归“理论型”③。进一步重审名实关系，可以看到四型实为美学思想史本体之不同要素。教材型既代表史著传统，也是一种名位；范畴型是思想史的基本表现形式；关联型是一种关系定位；跨越型是把思想史作为论著的特征。表现在分类上，四型内部各著作有典型、偏向、可与他型互换等情况。

      教材型有名位之尊，以历朝历代重要人物之重要著作、思想为纲，最典型的是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与相邻的范畴型为互涵关系，还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其名位之实也可保留朝代历史顺序，还可与关联型相勾连。此类中如周来祥的《中国美学主潮》就用关联审美实践来陈述理论的动向。范畴型以叶朗编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美学通史》为首末。区别在于《中国美学史大纲》择思想之要，靠近教材型，而《中国美学通史》扩大了学术视野，术数、身体审美、士风、休闲文化、多元学术话语等内容的增加体现出对审美文化的关注。于民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也属两可，除重“气化论”，抓各时代重点命题、范畴外，应看到最初书稿就以“审美意识史”为名，从远古和夏商周文化意识讲起，其后各部分也注意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展开。关联型或可以将从通俗之“话”谈论思想之史的郑钦镛、李翔德的《中国美学史话》作为起点。向前推进一步，则是归入审美文化型开端的《美的历程》，这是此型的边界标志。其代表是三种兼具教材之名实的著作。张法的《中国美学史》将审美现象与审美思想、文化关联会通；朱志荣的《中国美学简史》也提出在材料上“兼其形而上的思想资源和形而下的感性审美物态”④；王振复的《中国美学史新著》侧重立足各个时期思想文化潮流进入美学史。这一类型的共同特征是对审美实践、出土材料的重视，在时间上往往不会忽略史前时期。跨越型是以论统史的一类，可为关联型所涵。以李泽厚的《华夏美学》为开端和典型，李旭的《中国美学主干思想》接着讲述，张法著作中“杜诗、韩文、颜书审美模式”等许多综合关联型篇章也显然受李泽厚的影响。跨越型以中国美学的主干、潮流、精神来把握历史演进，因此也隐含范畴型属性。另一个代表是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以思潮、形态、趣向三种不同写法描绘全景。其中形态论这一写法，从潘知常的《中国美学精神》、杨春时的《中华美学概论》、寇鹏程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3部此类著作的异中之同来看，表现出将中国美学史写成现代型美学学科概论的倾向，这也可以看作整个美学史通史著作定义上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