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美学史三大阶段看世界美学的未来

      世界美学的演进，在当下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动态之中。这一动态之复杂，可让人联想到古代地中海各文化都存在而又变化着的双蛇杖，又可联想到中国古代每读每异的回文诗，还可联想到印度古代每图每变的室利圣符图。这一复杂动态的主要构成因素，又可以从世界美学的历史演进中去获得。这获得，又需要超越以前的美学史框架，对世界美学的演进做一新的重组。

      一、重组世界美学演进框架

      美学，是对美进行理性化的理论总结。世界之美的历程，呈现为五大阶段。一是原始时代从工具之美进入仪式之美以后，以仪式(包括仪式地点的建筑、仪式之人的装饰、仪式所用的礼器、仪式过程的诗乐舞剧)为核心的演进。二是早期文明的以神庙为核心的建筑、雕塑、绘画、诗乐舞剧之美。三是轴心时代，以地中海、印度、中国为中心，产生了理性思想，以及由之而来的美的新变。四是世界现代性以来科学居于主导地位，带动世界新变而产生的现代性之美。五是因科技和思想升级与全球一体化而产生的新型的多元一体之美。在人类之美的五大阶段中，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对美有了理论的认知，从而有了美学思想。从美之学即关于美的知识体系来讲，有了文字的早期文明是美学的萌生；有了理性思想的轴心时代，是美学的正式产生。由于理性思想在地中海、印度、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形态，美学也因此有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由古希腊开始的西方的实体—区分型美学，印度的“是—变—幻—空”型美学，中国的虚实—关联型美学。正如现代以前的世界史是分散的世界史，现代以前的美学也是分散的美学，中国、印度、西方三大美学，虽然也通过陆、海丝路进行着交流和互动，但主要是在各自的地域分别地演进。世界进入现代进程，分散的世界史进入统一的世界史，世界美学也由分散的美学进入统一的美学。

      从美学的角度看，其演进基本呈现为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在时间上有交织的结构。具体体现为：第一阶段，轴心时代到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是分散世界史中的美学，以中西印三大各具特色的美学为代表。由于三大美学构筑起了世界美学的格局，并对世界美学之后的演进，特别是对当下的新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专门而扼要地讲讲。

      从西方美学居于世界美学主流的现代回望轴心时代三大美学的建立，又可把西方美学归为学科型美学，把中国和印度美学归为非学科型美学。所谓的学科型美学，即西方人在面对世界之时，将世界视为是由实体构成的，进而将之区分为不同的方面，每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美是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美的世界应当建立一个学科。柏拉图的“美的本质”之问，启动了西方学科型美学的建构，并在以后的演进中，由夏夫兹伯里、巴托、鲍姆加登、康德、黑格尔逐步完成。由于西方的学科型美学是用实体—区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实体—区分型美学(the substance-definitive aesthetics)。中国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实体构成，而是由实和虚这两方面构成的，同时，个物的性质主要由作为虚的气决定，而个物之气与宇宙整体之气有内在关联，物之美主要是自身之气，这气与宇宙之气关联着。因此，中国在轴心时代建立起来的美学，是非学科形态的虚实—关联型美学(the void-substance and correlative aesthetics)。印度人认为，世界是只由实体构成还是由虚实两部分构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个物处在时间不可逆的流动之中，为实体或为虚实体皆与人在哪一时点去看相联系，在主客合一的“看”中，为实体为虚实体皆是“境”的呈现，从时间流动的整体分为各个刹那时点看，个物无论只被看到了实体或已经看到了虚实结合，这些在某一时点上的“是”同时就正在“变”之中，转瞬即成为过去时点上的业已成空之物。因此，从客观上讲，已成“空”，实为“幻”，时间不会停留，“幻”将成为世界本空中的现象常态。物既如此，物之美也是如此。在这一基本方式中，印度人建立起了非学科形态的“是—变—幻—空”型美学(the bhū-māyā-ūnyatā aesthetics)[1]。中西印三大美学在各自的地域有很大影响，西方美学在地中海和欧洲，印度美学在南亚，中国美学在东亚，皆成为主流美学。

      第二阶段，统一世界史的初期，即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西方的实体—区分型美学，随西方所带动和非西方跟进而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的主流美学。比如，当西方的现代科技和哲学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强力影响中国，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主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以传统思想为基础学习西方，在中西的结合中，输入西方的实体—区分型美学，开启了中国现代性时期的与西方实体—区分型美学精神相同的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如此，其他进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包括印度在内的非西方文化的美学亦是如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由西方带动的世界现代进程在统一世界史的初期，形成了以实体—区分型美学为中心和主流的世界美学。

      第三阶段，统一世界史的中期。这一时期甚为复杂。一方面，非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强者，如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不断地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并成为世界大国，其中无论与西方在政治上是对立还是联合，都努力以西方的实体—区分型美学为基本框架，进行自身的美学建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进行着科技和哲学的升级，在20世纪之后进入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特别是进入以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电文化和以福利—消费社会为主的大众—休闲—娱乐文化，形成了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夏夫兹伯里、巴托、鲍姆加登、康德所建立的实体—区分型美学甚有区别，并且显出一种转型样态的新美学。如果说，西方古典学科型的实体—区分型美学与非学科型的印度“是—变—幻—空”型美学、中国的虚实—关联型美学有根本的不同，那么，西方的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则与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有甚多根本上的契合，从而推动着世界美学在未来的新的重组。虽然目前还看不到统一世界史的晚期何时来临，但美学自身的演进，内在地预示了这一个晚期必将到来的逻辑动因。然而，虽有动因，实未到来，可存而不论。且只看从轴心时代到今天的世界美学演进，给今天的美学言说以怎样的历史启迪。

      二、屡败屡战而终成正果：西方古典美学的曲折演进

      在世界美学的第一阶段，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地区于轴心时代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实体—区分型美学，印度的“是—变—幻—空”型美学，中国的虚实—关联型美学，各按自身的规律演进，各放光彩。只要举出三大文化的主要美学论著，其历史重要性便一望可知。但在这里，不能仅是按西方出现的经典型美学著作在中国和印度去发现其对应著作。西方美学的著作有柏拉图《大希庇阿斯》、亚里士多德《诗学》、维特鲁威《建筑十书》、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论绘画》、扎里诺(Gioseffo Zarlino，1517-1590)《和声规范》、布拉西斯(Carlo Blasis，1803-1878)《舞蹈法典》(1828)、柏克《论崇高与美》、鲍姆加登《美学》、巴托《论美的艺术之共性原理》、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等。以此为对照，可以在印度找出婆罗多《舞论》《歌者奥义书》、埃哲布《画像度量经》、檀丁《诗镜》、婆迦王《庭院大匠》、摩诃钵多罗《工艺宝库》、恭多迦《曲语生命论》等著作。在中国可以相应地找出《礼记·乐记》、刘勰《文心雕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司空图《诗品》、郭熙《林泉高致》、王骥德《曲律》、计成《园冶》、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李渔《闲情偶寄》、刘熙载《艺概》等著作。然而，这样一种对照就把中国和印度美学基本等同于西方的美学，虽然在中国和印度的从名称上看似不同的著作中，会体会到不同的内容，但却有了一个与西方美学相同的框架。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和印度在美学上的特点凸显出来，除了上面的著作类型之外，在印度，还应发现四吠陀、森林书、往世书中的思想，在十五基本奥义书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数以百计的奥义书中的思想，以及佛教典籍、耆那教典籍中的美学思想，还有从印度特色来讲美学的专著：波阇《艳情光》、世主《味海》、地天·苏克拉《味魅力》、四臂《味如意树》等；在中国，还应进入《周礼》《仪礼》等经书，正史上的礼仪志、祭祀志、舆服志等专志，以及从中国美学特色来讲中国型美学的专著，如陆羽《茶经》、苏易简《文房四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谦德《瓶花谱》、周家胄《香乘》、文震亨《长物志》、张潮《幽梦影》、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王初桐《奁史》等。在按照中西印美学各自的特色来组织相关经典文献之后，中西印美学的星空，呈现了各自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