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22)05-0052-10 四渡赤水战役是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也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作战条件困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其指挥决策是十分艰难的。大多数研究四渡赤水的论著，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该战役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主要战略方向发生多次改变，中央红军一直处在行军与作战的频繁流动中，以及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和当事人鲜少有细致的叙述，有关四渡赤水战役决策和指挥的具体经过，仍然留有一些空白。有的学者甚至因此对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怀疑，认为一渡和二渡赤水“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才是由毛泽东具体指挥的”，或者以为四渡赤水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战役，毛泽东所称的“得意之笔”只能是“第四次渡赤水”。其实，这些质疑在史实和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文拟以有关史料为依据，就此作些分析。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发挥重要作用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起，毛泽东失去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达两年之久。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等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实践创造出来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核心的正确战略战术被放弃，中央红军接连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折损大半，形势极其险恶，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毛泽东因势利导，首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力主改变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全权指挥红军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①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②，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③的思路，成为遵义会议实现巨大转折的关键。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④。后来，周恩来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也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⑤张闻天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中较早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加以抵制的，对此感受尤为深切。他在1943年底所写的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⑥这也说明，除了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还是把迅速纠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重新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看成中央红军摆脱困厄局面的重中之重。而这也正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重要原因。 其次，据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完全有条件和机会出任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但被他本人婉拒了。从领导秋收起义时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尽显卓越的领导才干，指挥红军打了大大小小许多胜仗，先后挫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会剿”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到第三次“围剿”，在根据地广大军民中享有极高声望。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博古、李德所实行的错误军事战略和“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决定恢复过去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军。他在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聂荣臻与同行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交换意见，两人都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⑦遵义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讲得更加明确：“我当时认为，总书记应该是毛泽东同志担任，比其他同志担任都为适宜。”⑧同样出席了会议的杨尚昆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⑨面对广大红军官兵的热切期盼，毛泽东还是婉拒了党和红军的最高职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还是站在党和革命事业大局的高度上，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维护中央领导的稳定和权威，以应对险恶动荡的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