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外寇，复兴中国”，[1](p.245)抗日战争期间写给邓宝珊信中的这句话，代表了毛泽东初心中的民族心。毛泽东的这颗民族心，就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的同民族敌人血战到底、光复旧物，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1925年他在《政治周刊》发刊词中提出的“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p.21)复兴中国，第一步是要中华民族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第二步是要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走好这两步以至走得更远，都要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走好这两步之前更要认识清楚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为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夺得了革命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3](p.1098)但从历史、自然和社会根基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基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广袤多娇的山河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对英国记者斯坦因“‘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问话，毛泽东答道：“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1](p.191)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基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鲁迅曾写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轩辕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开创性人物。“大同”是《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孔子总结的中国先人的思想观念。“尧云舜日”被看成古代大同社会的榜样，还有舜时的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开创了生存地域。大同观念、炎、黄、尧、舜、禹等，是彭湃也是毛泽东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根基。 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又写道：“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4](pp.76、162-163)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念早已深种于毛泽东心中。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曾用“大同”来表达共产主义。1937年3月，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2](p.484) 炎、黄、尧、舜、禹的故事早已深藏于毛泽东的记忆。1936年3月，毛泽东撰写《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称：“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2](p.383)这段话既阐明民族国家是国人存身之地，日本侵入国土，国人只有团结抗敌才有生存之地；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地域是大禹治水开辟出来的。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既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也是对尧舜的平等观念、公道待人等品德的赞扬。《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已有对尧舜禹事迹的赞扬，如“大禹惜阴”“手足胼胝”；“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4](pp.542、548、545) 毛泽东生平和著述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田沃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本就有的追求平等和向往大同社会等基因。正如艾思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与“共产主义”近似的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到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养料，而从中华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的。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虽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句子背得滚瓜烂熟，但由于只知道从外国出发而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只知道“言必称希腊”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永远只能在天上飞、落不了地。可以说，“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首先体现在历史文化根基上。 “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体现在中华民族山河大地的自然根基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土地和劳动力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保持协调的比例，才能取得好的效益。《商君书·算地》认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管子·牧民》强调“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孟子把土地看成诸侯三宝的第一宝，因为有了土地就能生产粮食，人民就有饭吃。孟子认为大禹治水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解决了耕地问题，“中国可得而食”。毛泽东认为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破坏中华民族的自然根基，剥夺中国人民的衣食之源，无论何党何派何人，都面临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他指出：“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2](pp.383、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