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至西周文字繁简演变的量化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志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语文研究

内容提要:

根据定量研究的要求,基于自建的殷商和西周出土文字比较研究的资料平台,文章以“偏旁化”为主要关注点,穷尽式进行了殷商、西周共见字逐个文献用字的构形统计比较。统计数据表明:这一时段汉字构形演变涉及的文献用字总量,繁化是简化的33.6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西周文字“偏旁化”程度更高,金文的书写注重典雅而忽略效率。此外,作为俗体的甲骨文占据殷商文字的主体,也是繁化的重要促发因素。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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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汉字的繁简化问题历来备受关注。近年来受文字应用环境诸多新变化的影响,汉字的繁简问题更成为汉字研究应用的一个焦点,各种意见激烈交锋却很难达成共识。①导致这一现状的因素或许不止一端,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相关的基础研究不够深入,不同意见都还缺少专业学术论证的支持。

      纵观迄今的相关研究,汉字构形演变简化主导论,②无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这一认识虽然已经得到很大的社会认同,但作为学术史论断,还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和空间。比如,人们在认定汉字构形存在简化趋向的同时,也认识到有繁化现象的存在,③那么,简化、繁化孰为主流?繁简化作为重要的构形演变趋向,其历时轨迹与程度状况如何?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和规律又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用举几个例子来论证一种趋向存在的举例推理式研究方法是无法给出明晰答案的。因此,以定量比较的方式,就汉字繁简问题分时段进行精细化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非一篇论文所能完成,同时出于应首先探究源头状况的考虑,本文仅讨论汉字最早的两个时段,即殷商至西周的出土古文字的构形繁简化问题。

      对殷商至西周两个时段文字构形演变的繁简化定量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为保证分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采用合理的研究方略。兹将本文的方略说明如下。

      1.1 “殷周文字繁简化”的界定

      文字“繁简”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有必要明确本文的聚焦点。裘锡圭(2013)把简化分为“字体和字形两方面”,前者是指“文字在字形特点和书写风格上的总的变化”,后者是指“一个个字的外形的变化”。[4]34-35因为繁简化主要与后者相关,因此本文忽略字体层面的差异,只关注单个字形的繁简差异。具体到殷商和西周文字,如甲骨文多直线而金文多曲线、甲骨文多框廓而金文多填实之类,均不认定为繁简差异之属。此外,殷周古文字不宜用隶变后文字笔画数量的增减来判断孰繁孰简,偏旁数量的增减,才是判断繁简更客观的标准。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偏旁化”带来的繁简演变。关于“偏旁化”及其被重点关注的理由,下文详说,这里不赘。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对偏旁构形演变的讨论,往往会涉及“构形系统”④的繁简化。而本文对“偏旁化”的关注,研究落点只是裘锡圭所说的“一个个字的外形的变化”。虽然“构形系统”中也存在繁简化的问题,但它与单纯的字形繁简并不在同一层次,因此我们将另文探讨这个问题。

      1.2 “比较”点的限定

      虽然本文把“繁简”界定在了“字形”层面,但是殷商和西周两代文字字形的繁简比较依然有很多对象和内容可供选择,为把研究聚焦于最合适的方面,下面再作两点限定。

      第一点,本文以殷商和西周共见字中具有构形繁简变化者为比较对象。这是因为两代的共见字作为字符集中直接传承的部分,可以最集中反映主要的变化趋向。因此,后文的讨论将首先确定材料范围内的两代共见字,再逐字进行构形变化的分类,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将共见字分为有构形差异和无构形差异两大类。有构形差异的字的认定标准是:西周文字出现新字形或殷商文字有被西周文字淘汰的字形;第二步,将有构形差异的共见字分为属繁简差异与非繁简差异两类;第三步,限定属繁简差异共见字为比较范围进行分类比较。需要指出的是,共见字的限定,与本文研究不涉及“构形系统”繁简化,而专注于“一个个字的外形的变化”是相匹配的。

      第二点,以合体字为关注点。原因有二:第一,单个字外形的繁简变化,通常由两种因素导致,即字形所含独体构件的繁简度和字形中偏旁构件数量的多寡。相对而言,前者有一定的模糊性,由于古文字构形具有描摹物象的特点,不同独体构件的繁简度并不容易比较,比如,虽然前者的线条要多一点,但据此就将它们分为繁简两体,显然并不合适,因为它们都是对畚箕的形象描摹。对于繁简度处于这种模糊状态的字形,本文一概不视作具有繁简差异。因为独体字只含一个构件,一般在繁简差异判断中多有这种模糊性。相对而言,合体字字形所含偏旁数能够更客观更方便地区分字形的繁简度,因此成为区分字形简繁度的主要依据。第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一个得到文字学界高度认同的观点:在仓颉初作书(即汉字初创)造出一些象形之“文”以后,汉字发展的主要方式就是把独体的“文”相互组合,从而创造越来越多的合体的“字”。⑤而这个“形声相益”(当泛指合体字的形成,而并不限于形声字的造字)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偏旁化”的过程。毫无疑问,殷商至西周的文字演变正处于这一“偏旁化”过程中。既然“偏旁化”是殷商至西周时段汉字构形发展演变的主渠道,繁简演变自然也主要体现于合体字中。因而关注合体字,则可疏而不漏地把握这一时段汉字构形繁简演变的主体内容,同时可以将本文研究材料的范围作进一步的合理限定,即用以比较的殷商、西周两代共见字是可以做偏旁分析比较的,也就是被比较的两代共见字至少其中之一的字形为合体。由于研究资料属于海量,而被比较字的数量有限,提升了研究的可行性。经逐字目验,按上述限定,进入比较范围的是两代字频数为22885的419个合体字(详见文末附录)。虽然这种限定可能过滤掉独体字的繁简化演变现象,但因后文的调查对简化和繁化的材料限定标准都是统一的,当不影响数据结果本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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