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既指时空间隔，又指心理差距。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认为，“距离”不仅是时空相隔，也是审美活动的特殊心理（Bullough，1992：87-117）。朱光潜（1983）提出“美学距离说”，即距离产生美。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距离，即翻译距离。翻译差别越大，距离越远；差别越小，距离越近。两种语言，文化殊异，存在着天然鸿沟，因此，俄国翻译理论家拉特舍夫将翻译界定为“语言中介”（高圣兵、刘莺，2007：79）。译者作为“语言中介”的执行者，既与原作者存在距离，又与译入语读者存在距离。译者的介入，使两种语言的距离变得更加复杂。源语与译入语的天然距离，及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间的距离共同作用，使得原作与译作之间形成了翻译距离。 傅雷认为，两国文字因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习惯、修辞格律等众多差异，翻译时必然存在距离，译文的韵味不可能等同于原作，因此译者应尽量缩短翻译距离，既不能太过，又不能不及（2009：623-624）。可见，翻译距离过长或过短都不利于两种语言的顺利交流。因此，探讨翻译距离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陆续探讨翻译距离，但为数不多，如王忠亮（1986：16-19），郑海凌、许京（2002：47-49），屠国元、李静（2007：46-50），孙艺风（2013：5-12）和陈东成（2016：245-280）等。上述研究在翻译中的文学距离、文化距离、距离在翻译中的运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突破，但翻译距离仍有众多谜题有待揭晓。本文拟对翻译距离进行界定，分析影响翻译距离的相关因素，探讨翻译距离的调整方法，分析适当翻译距离的意义，以期抛砖引玉，深化翻译距离研究。 一、翻译距离的界定 钱钟书指出，两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1984：19）。布朗绍（M.Blanchot）曾说过：“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罗选民，2004：103）。孙艺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对距离的判断就是对差异的判断，有时距离就是差异（2013：5）。目前我国翻译界大多认可翻译距离就是指译作与原作间的距离。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了翻译距离的产生（陈东成，2016：250）。然而，语言与文化之间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写照（胡文仲，1999：57）。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指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它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1985：16-17）。因此，两种语言的差异也可延伸为两个民族的差异，包括历史的、审美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形式的等多种类别。由于两种语言差异种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翻译也涉及历史的、审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种类型的距离（孙艺风，2013：5）。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将翻译距离定义为译作与原作间的距离，并为调整该距离提出各种方法。然而，既然称其为译作，就表明翻译活动已经结束，作品已经产生，那么苦苦寻求调整翻译距离，即调整译作与原作距离的方法又是为何？实际上，翻译界讨论的翻译距离，指的是译作形成前与原作的各种距离，它其实是翻译行为结束前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天然距离及影响该距离的其它可被调节的因素。 我们认为，翻译距离是指最终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已定型的距离，是采取调整措施后而最终形成的距离，是一种业已形成的结果。翻译行为虽已结束，但完全表达出原作的意味和情旨在实际翻译中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高圣兵、刘莺，2007：82）。译作与原作间不可避免地依旧存在距离。在两种语言中，因差异或文化障碍所造成的不对等或不可译现象，经调整后仍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以致其产生的距离也不可能完全被消除。此外还受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间距离的影响，因此，即使翻译行为结束，译作与原作间的距离仍然存在。而这时所谈的距离才是翻译距离。所以，准确地说，译者要调整的不是翻译距离，而是影响翻译距离形成的各种因素及其差异，译者的主体性正是体现在对这些因素和差异的处理上。 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对话（陈历明，2006：60）。译者是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多重对话中实现语言和文化的转换与重组（胡作友、杨杰，2019：515）。从原作创作到翻译包括如下环节：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该过程始于原作者，终结于译入语读者。在译作形成前所存在的各种距离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源语与译入语的距离。这个距离其实是指两个民族因语言表达、思维方式、文化语境等差异而形成的距离，是两种语言难以逾越的天然鸿沟，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慢慢消失。其次，译作形成前的距离，还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个主体间形成的距离。翻译行为结束后，译作与原作的距离就是翻译距离。该距离是静态的、固定的，因为译作已经完成。除非重译，否则其与原作的距离就不可变动了。出于严谨性，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及的翻译距离，是指译作与原作间的距离，它涉及语言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是译者通过调整译作诞生前的各种距离而形成的最终距离；而本文中翻译距离的调整是指对影响翻译距离形成的其它距离的调整。 翻译距离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源语和译入语的距离、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译者与作者的距离及译者与读者的距离。源语与译入语的距离是二者因差异而形成的天然鸿沟，也是翻译要克服的障碍和试图填平的主要对象。源语和译入语的距离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它是在翻译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假若不借翻译这一桥梁将其连通，该距离的两端就是隔沟相望、互不干扰的静止状态。然而翻译活动一开始，该距离的两端便开始发生联系。源语与译入语的距离是对翻译距离影响最大的因素。它的天然性决定了只能由其他非天然因素的调控来减轻它对翻译距离的影响。由于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介入，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与各类距离打交道的过程。这些距离相互交叠、互为作用，组成了一个立体的制约网络（孙艺风，2013：5）。笔者认为，翻译距离存在于翻译过程中的源语与译入语、作者与读者、译者与作者以及译者与读者之间，它们彼此共存，相互制约，影响着原作与译作的距离。鉴于源语与译入语的距离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下文只探讨其他三种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