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前后,随着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在中原腹地酝酿成型的发展进程,出现在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文字萌芽”,应从整体上看作汉字的原始文字,纳入汉字发展史的前文字阶段加以研究。理由如下: 其一,跟世界上的其他文字一样,汉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字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①。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距今4900-4800年左右)算起,至“龙山时代”(距今4600-4000年左右)结束的这一段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现了加速汇聚中原的态势,随着史前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汉字萌芽”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涌现出来,史前中国地域文化汇聚趋势与汉字原始文字的出现相互一致,相得益彰。 其二,汉字是属于“表意”性质的视觉符号系统,文字具有明确的表意性,部分文字能够直接表达思想观念,记录语言的程度不应该是对表意文字,尤其是早期表意文字的全部要求。汉字的言文关系有一定的脱节现象是可以允许的,不能拿表音文字的“记语性”作为衡量表意文字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而对汉字发展史早期的事实视而不见。 其三,汉字发展史研究应首先明确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充分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又牢牢把握整个汉字发展史的总趋势,正确处理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与整个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一部汉字发展史可区分为前文字阶段、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等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但又统一于整个汉字发展史总趋势之中。缺乏汉字前文字阶段的中国文字发展史是不完善的,应明确将汉字的前文字阶段纳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范畴之中。 在“龙山时代”前后的汉字前文字阶段,汉字原始文字在形体样貌方面大致可区分为“象形”与“记号”两大类;从字符功能方面观察,应有“记数”与“记名”等功能。由于尚处在“文字萌芽”状态,无论字符的样貌、数量,还是文字的功能,都还比较草率宽泛,记语能力有限,符合后代成熟文字标准的字符数量不足,文字的表达方式也比较多样化,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格式。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们从整体上把这个发展阶段归入汉字的前文字阶段,把这个阶段的文字称为成熟汉字之前的“汉字原始文字”或“先行汉字”。 “龙山时代”前后的汉字原始文字,从其分布地域范围来看,大致可区分为中原系统、山东系统、江南系统等三大系统。三大系统中的一些图画、纹饰、记号及其记号组合,虽然仍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已经表现出史前文化融合汇聚的特征,并初步具备了汉字原始文字的属性,应从整体上归入汉字发展史的前文字阶段深入讨论。 1.中原系汉字原始文字 1.1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出土的彩陶“太阳鸟”纹饰或图像是汉字原始文字象形类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中不但有侧面的太阳鸟纹(图1.1-2),也有正面的太阳鸟纹(图2.3-4),而且不论正面还是侧面纹饰,都有较为明显的演变痕迹。
庙底沟类型太阳鸟纹饰或图像不但出现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范围之内,而且出现在相邻的山东大汶口—龙山系文化、江南崧泽—良渚系文化、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甚至还出现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从时间早晚来看,河姆渡文化中出现的太阳鸟纹饰应是中国东南地区该类纹饰的祖型,太阳鸟纹饰从河姆渡文化向北、向西传播进入山东、河南境内,逐渐汇聚中原,并传入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代表东南部庞大鸟崇拜集团的符号标识。此类鸟崇拜图像与大汶口图像文字的性质大体相似,应是古汉字象形文字的滥觞之一。 1.2 中原龙山文化 约距今4600-4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从地域上还可再区分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等。无论从地望、时代,还是从社会发展程度考虑,中原系龙山文化相较山东系龙山文化、江南系龙山文化都应该更加贴近古汉字的成熟文字,它是理所当然的古汉字的直根系。中原系龙山文化发现的汉字原始文字与那个剧变的时代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而多变的特色息息相关,并在符号层面呈现出来源多样化、符号借鉴现象频仍发生、符号记语性尚不充分的特点。 约距今4600-4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和原始文字的数量都较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单个符号。其中部分符号在不同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图3)。
约距今4300-4000年的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考古发现的陶符和汉字原始文字仅有数种,其中,在绥德小官道遗址出土的陶器比较接近庙底沟二期文化(图4)。这是因为,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难免同时附带符号的传入,因此才有庙底沟二期的符号出现在陕西龙山文化,甚至出现在更西部的马家窑文化晚期的现象。而同类的符号传播现象不但出现在陕西龙山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还出现在江南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中。这一符号传播现象可以看成龙山时代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符号的激发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