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舆《說文》的價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守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暨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說文·叙》是第一第漢字發展史論文,系統闡述了從文字起源到漢代文字與文字研究的發展過程。許慎具有明確的文字歷史發展觀和建構術語的認識。《說文》建立起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古文、籀文、大篆、小篆、篆文等是義有專指的術語,有其確切的内涵,彼此明確區分,後人多有誤解。“古”與“篆”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要素。許慎清晰表述自前代之古文發展到西周末年,文字分爲籀文和古文兩系。籀文源自古文,其字體是大篆,籀文大篆經過選擇淘汰與規範成爲小篆,秦統一之後大篆、小篆並行,直到漢初還是史學童考試的内容。古文是文字的源頭,一直流傳,孔子寫經用古文,戰國發生分歧,秦始皇廢除,漢代開始復現,王莽時期受到重視,成爲六書之一。許慎陳述的文字歷史發展過程與出土文獻基本相合。古文既不是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也不是戰國之前的古文字,而是秦系文字之外的先秦古文字,不僅《說文》重文中附錄,而且在“正字”中也大量存在。《說文解字》是應古文文獻研究需要而成的漢代古文字集大成之作。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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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對漢字發展史進行全面闡述的是東漢時期的許慎,《說文·叔》是漢字學術史的源頭①。許慎的《叔》是一篇經典的文字學論文,沿用或創建了一套術語,概括了文字產生與演變的歷史過程,細化了文字構形的理論,闡明了創作《說文解字》的目的與體例,成爲傳統文字學的理論基礎,一千多年來被奉爲漢字研究的圭臬。20世紀初,王國維創二重證據法,對《說文》中的材料詳加審核,利用出土文獻對傳統理論加以修正。“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說文》古文爲戰國文字說”“正體中多古籀說”等重大發現影響深遠,有的觀點已被定爲“常識”。隨着出土文字的豐富,對各個時期的文字認識日漸清晰,文字學史不再過度依賴許慎所用的術語,而是直接以歷史分期爲經,以載體分類爲緯,陳述描寫日益精確而充分(唐蘭,2016:317-320;裘錫圭,2013:45;黃德寬、陳秉新,2006)。在此條件下回頭重新精讀《說文》,會理解得更加客觀,更加準確。

      《說文解字》十五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猶如司馬遷爲中國歷史寫通史一樣,許慎也爲漢字作了當時的“通史”。《說文》主要有下列幾個内容:第一,勾勒出漢字發展的輪廓。從字體演變的角度,對漢字由古文、籀文、大篆、小篆、隸書和古文到孔壁古文的廢興兩條綫索叙述文字的發展過程,建立起字體演變史的框架。今天看來,除了個別地方爲了抬高古文經地位有意托古和淡化,絕大部分符合事實,許慎對文字發展史的認識長期以來被誤解或被低估。第二,明確學術研究的目的,反擊今文經學,鞏固加强古文經學的地位。第三,解字例,通神旨,開創了用六書理論闡釋古、籀與篆文的範式。第四,開啓了以歷史文獻文字爲主的研究文字的學術傳統。第五,初步建立起一套由術語構成的話語系統。

      本文在審視許慎所依托的文字材料、漢代文字研究狀况與創作目的的基礎上,梳理許慎所使用的術語,重新理解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與《說文》的體例。

      一、許慎文字理論形成的時代背景

      作爲學術史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回到文本本身,正確理解作者的本意。其次應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理解其意圖。最後才是立足當代學術標準歷史地看待其貢獻與不足。

      許慎生卒年月不詳,東漢永元元年(89)已經完成《說文》的《叙》,安帝建光元年(121)許慎病,其子獻《說文解字》,其後不知所終。據此可確知其生活在東漢前期。這個時期所能見到的文字材料可以分爲三類:歷史文獻文字、通用文字、特殊場合應用文字。許慎研究的文字是歷史文獻文字和當時特殊場合還在應用的篆文。

      (一)許慎時代的文字材料與應用

      通過將文獻記載與金石考古材料相參照,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許慎的材料依據。

      1.西周、春秋文字

      《叙》之“鼎彝銘文”即古文,《漢書·郊祀志》所載鼎銘,張敞斷言其爲周人所作,《禮記·祭統》所載孔悝鼎銘是春秋金文。許慎也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從文獻記載看,漢代學者不僅能够見到,而且能够通讀和斷代。許慎當時見到多少這種“前代之古文”難以準確推究,但無論如何不能忽略不計、從其研究對象中排除。

      2.《史籀》十五篇

      這是漢代所能見到傳抄的先秦文字的字書。依許慎所說,是周宣王時期的太史籀所撰,字體是大篆。漢沿襲秦制,尉律規定“以八體試之”,大篆在考試範圍之内,既然考試,當有考試的範本。張家山漢簡《史律》記載對“史學童”考試的内容是“(試)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有(又)以八體试之”。這十五篇,應當就是《史籀》十五篇,其字體就是八體中的大篆。東漢初亡六篇,許慎還能見到其殘餘。

      3.搜集與“出土”的六國文獻

      漢代出土和發現了爲數不少的古文經及其他古文文獻。

      漢初,秦柱下御史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開其端,其後壁中書出,河間獻王等民間搜集收藏,秘府接受奉獻和搜集所得日漸豐富。這些珍稀古籍成爲秘書藏在秘府,只有少數人才得一見,孔安國、司馬遷、劉歆、賈逵、許慎等人都是以特殊身份得見秘書而有機會學習、研究古文。這些古文文獻從西漢初年到西漢末年,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内研習,在劉歆、王莽等的倡導下才得到官方的重視,在東漢成爲顯學。

      漢代盗墓盛行,墓中出土古籍是情理之中事,但很少留下痕迹②,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對“古文”不重視,盗墓者也没有“古文”的知識,墓中即使有竹簡也被當作廢物,這種情况一直持續到現代考古之前。

      漢代的古文文獻是用戰國時期六國文字書寫的,這是王國維的一大發現③。

      4.秦人小篆

      漢代學者對秦文字的具體情况已經不甚了了,許慎說漢之尉律試學僮以“八體”,這八體顯然就是他所說的秦書八體。班固所說的同條律文是以“六體試之”,而這六體却是許慎所說的王莽六書,其中有古文和奇字。秦廢除了古文,不可能再考試“古文”,顯然許慎所說比班固更加合理。小篆從籀文大篆演變而來,秦人只在印章、刻石、詔版等特殊領域使用,官府文書、民間書信等一律是隸書。許慎寫書時距離秦滅亡已近300年,秦之小篆還有多少留存難以判斷。秦系字書《倉頡篇》作爲識字課本,大部分已經轉寫爲隸書,目前出土所見《倉頡》全部是隸書文本。即使有篆文的《倉頡》,代有增益,傳抄失真,到了許慎的時代,秦篆、古文、漢篆糾纏在一起,哪些是秦人小篆已經難以分辨,但秦刻石、詔版等尚完整清晰。可以肯定,許慎能够見到一定量的秦文字。總體上說,許慎對“秦書八體”的具體情况應當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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