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语法与语法化理论的交汇

      语法化研究历史悠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参见彭睿2016，2020；吴福祥2020），早期的研究主线是探索语法化的跨语言规律和单向性问题，20世纪末以来引入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其中，构式语法的引入受到了国内外语法化研究的广泛关注。构式语法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问题集中于“什么是构式”，对构式定义的对象范围从习语等不可预测性单位逐渐扩大到包括常规单位（如论元结构和实词语素）在内的包罗万象的语言知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构式语法开始走向历时领域，研究“构式如何变化”。

      近年来，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理论的交汇①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Noёl 2007a；Trousdale 2010，2014；Gis borne & Patten 2011；Traugott & Trousdale 2013；Heine et al.2016；Coussé et al.2018等）。二者的交汇为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理论关系或语言现象混同的问题。本文将分析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理论走向交汇的原因，并思考交汇产生历时构式语法和构式化理论后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理论框架层面，包括三种关系，分别是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理论（第二部分）、历时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理论（第三部分）、构式化理论和语法化理论（第四部分）；二是语言现象层面，构式化和语法化两种演变过程的比较（第四部分）。

      理论与现象层面是交融的，如第四部分，我们研究构式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同时涉及二者作为理论框架和语言现象的关系。②

      本文旨在梳理这些关系，从而更好地结合语法化理论和构式语法，解决各类构式的历时演变问题，帮助我们开辟构式历时研究的新领域。

      二、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的交汇：理论需求和可能性

      构式语法与语法化走向交汇，既出于理论发展的需求，也存在可能性条件。本节先分别阐释这两方面，最后简要总结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

      2.1 交汇的理论需求

      语法化理论与构式语法在形成之初各有局限性：前者局限于实体性构式，难以容纳许多历史句法学内容（如组合结构的演变或新从句类型的产生）（ et al.2015：2）；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层面，不涉及构式的历时演变，缺乏历时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和经验。正是二者的局限性，使它们的交汇有了理论需求，因为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弥补各自的局限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新方法。一方面，构式语法借鉴发展更为成熟的语法化方法（如连续环境、语用推理、重新分析、类推、频率等）来解释构式的演变，为构式语法的历时研究奠定了基础。如Traugott（2008）对英语程度修饰构式a sort/lot/shred of的分析、龙国富（2013）对汉语“越来越……”构式及Zhan & Traugott（2015）对汉语“是……的”分裂构式的历时研究都借鉴了语法化方法。我们也要考虑语法化成果对不同类型构式（尤其是图式性构式）的适用性，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语法化理论开始引进构式语法模型来解释自身难以适用的部分句法单位的演变问题。二者结合的优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概括如下：

      第一，构式的“形式—意义”配对观念可使语法化同时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研究。在语法化研究中一直存在形式和功能孰为核心的争端，即语法化到底是内向依附性增强的形式变化（如Haspelmath 2004），还是增加语法功能的变化（如Hopper & Traugott 2003：xv），若引入构式观念，则能同时注重形式和意义，使之成为语法化的两个重要特征。

      第二，构式语法能解决语法化理论中长期存在窄化观和扩展观的争端③，二者在构式语法视角下可以统一。Traugott & Trousdale（2013：147）认为语法性构式化理念与二者同时兼容，涉及构式类型和使用范围的扩展及构式的组块化和形式的固定化；从构式化的三个参数来看，构式内部的理据性（compositionality）降低与窄化观的理念契合，构式的能产性和图式性增加与扩展观的主张契合（彭睿2016）；Neels & Hartmann（2018）也认为基于用法的历时构式语法可以把这两种传统联合到一起，构式的实体性成分变得更紧凑，但空位的图式性和能产性增加。

      第三，构式语法能更好地判断词汇—语法连续统，从全局角度整合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构式语法框架下，从词汇性到语法性的斜坡可以看作从实体性到图式性构式的层级，可以用能产性和图式性来定位构式在连续统上的位置。（Gisborne & Patten 2011）这样一来，词汇—语法连续统在构式语法中不再是一个问题，相应地，以往关于词汇化与语法化的争论也可以在构式视角下得到整合，更有利于发现语法变化的共性。（王雅刚、刘正光2017）

      第四，从组合维度看，构式语法的整体性分析方法能为语法化项提供变化所在环境。单个词项不是独立变化的，而是在特定结构中变化，只有构式语法能把环境的相关知识连贯地整合到变化中（Fried 2013）。我们不仅可以把会话环境与语法化联系，还要考虑这种环境本身也可能发生语法化（Trousdale 2010），从而考察包括语法化项在内的整个结构的发展历史。如Israel（1996）对英语way构式的演变研究即参照了词项way所在的整个构式环境，汉语的“把”字构式和“被”字构式研究也要考虑“把”“被”所在的结构环境。

      第五，从聚合维度看，构式语法的图式和层级网络能提供统一的语言结构框架，为不同类型的语言单位演变提供统一的解释，重视语言演变的系统性。语法化模型多是关于单个词项或结构的考察，但构式语法可以从系统出发，把能出现在空位上的替换项联系在一个更抽象的图式性构式框架中统一考察，总结它们的相似路径（Enghels & Comer 2018）；网络模型则允许不同层级的相关构式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例子如Hollmann（2003）在英语迂回使役（periphrastic causative）构式中统一解释make、have、get的演变，Hilpert（2008：89—123）对日耳曼语将来时构式的研究囊括了英语的will/shall、丹麦语的ville、荷兰语的gaan等跨语言标记，这些都体现了图式和层级网络对语言结构演变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