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中的社会问题趋势及社会性特征

作 者:

作者简介:
冉永平,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研究(广东 广州 510420)。

原文出处: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以语用学的近期发展为主要线索,从研究范围扩展及与紧邻学科之间的联系梳理语用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探究语用学研究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和所体现的社会性特征,意在说明语用学是以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与社会规范为依托,与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社会效应等紧密联系的一门实用学科。语用学研究中所呈现的关注社会问题及体现社会性特征这一趋势可为当代语用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和重要启示。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字号:

      近年来,语用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范围,比如网络语境、新媒体语境、交互文化语境等交际条件下的语用问题研究,所涉及的交际语境已从日常的面对面交际扩展到了非面对面交际,如微博交际、微信交际、电子邮件交际、电话交际等,研究对象也从孤立的单话语转向了交际语境下的多话语或多话语系列。也就是说,从研究范围而言,语用学不再仅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了语言使用的社会现实性,以及各种社会实践中语言交际的多样化语用问题,因此出现了针对媒体话语、外交话语、政治话语、法庭话语、商务话语、医患话语、课堂话语等的语用问题探究。同时,在研究所涉及的理论视角、问题导向等方面,语用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性与融合性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比如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话语语用学(discourse pragmatics)、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二语语用学(second language pragmatics)、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交互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差异语用学(variational pragmatics)、临床语用学(clinical pragmatics)、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语料库语用学(corpus pragmatics)、网络语用学(internet pragmatics/cyberpragmatics)等的出现已表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向题分析的理论视角等已不再是单一的交际问题或语用因素,而是日益体现出当代语用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界与融合(冉永平,2021)。

      近年来,多届国际语用学大会(如2015年7月第14届,比利时安特卫普;2017年7月第15届,英国贝尔法斯特;2019年6月第16届,中国香港;2021年6月第17届,瑞士温特图尔)都出现了针对语言交际中多种社会语用现象的专题研究,表明语用学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及其在交际中的语用表现,包括相关的社会语用、文化语用、认知语用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尤其是与交际实践紧密结合的公共语用,或社会现实语境下的语用表现、语用策略、语用制约和语用效应等,而非单纯的语言信息产生与理解。本文将以语用学的新近发展为主要线索,梳理相关研究的社会问题关注及其社会性特征,以期为我国的语用学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启示。

      1.从语用学范围扩展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1.1 早期发展与延展

      语用学源于日常语言哲学,其学科地位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列文森(Levinson,1983)和利奇(Leech,1983)的著作是典型标志。在提及语用学诞生的理据时,列文森指出句法学与语义学无法就语言使用的很多交际问题进行合理阐释,因交际制约不都是语法限制,交际信息往往超越了语言结构的组合信息,同时语言交际还可能实施言语行为的做事功能,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与表述功能。这促进了语用学的学科发展。作为早期符号学的分支(Morris,1938),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并出现了一些属于语言语用学范围内的研究话题与对象,如巴希勒(Bar-Hillel,1954)从狭义角度指出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的指示语及其指示信息,斯托内克尔(Stalnaker,1972)认为语用学研究语言行为及其语境下的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列文森(Levinson,1983)从英美学派(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的窄式角度,提出了基于日常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研究议题,如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结构等,主要目的在于探究句法学和语义学无法说明的意义问题。后来,格林(Green)(1989)、尤尔(Yule)(1996)等学者的研究也具有相同特征,主要属于语言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有的研究触及了语用学与句法学、语法学、语义学等之间的交叉界面问题。但类似研究属于窄式的语用学,主要涉及语言学范围内的语言信息问题。

      后来,语用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跨文化语用学、认知语用学、词汇语用学、交互文化语用学、网络语用学、人际语用学、社会语用学、社会-认知语用学等,表明语用学关注的范围和分析的理论线索逐步超越语言语用学的视域,涉及人类、社会、认知、文化等影响语言使用与理解的更多因素与信息维度。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折中的界定与对象,比如研究语言使用中说话人与听话人(即交际者)之间的意义关系。利奇(Leech)将语用学分为两大研究范围:一是体现与语言形式相关的研究对象与视角,即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二是体现与社会相关的研究对象与视角,即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s)。(Leech,1983,2014)语用学的发展路径与脉络显示,早期研究主要指向了话语表达、话语结构等语言形式本身的语用信息及功能,而对社会语用信息或语言使用的社会现实性及其社会功能、社会效应、社会语用制约等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如同对交际中的礼貌一样,利奇(Leech,2014)主要从语用语言学的角度探究交际中的礼貌问题,聚焦于语言使用如何服务于礼貌表达及所遵循的礼貌原则,而不是从宏观角度探究礼貌与社会行为、社会规约等之间的社会语用联系,也较少关注影响礼貌的区域、性别、年龄、身份、社会阶层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然而,参与互动交际,并影响交际过程与语用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说话人会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手段或语用策略之外,还涉及影响听话人的话题控制、礼貌策略或其他的语言手段,去调控会话互动,并影响互动交际的过程与结果。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