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40/j.cnki.jiiohr.2022.03.011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侵占山东之后，由其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经过多次外交谈判，日本政府在删除了“第五号”的绝大部分要求之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了“民四条约”(日方称“大四条约”)。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均提出了废除“民四条约”的问题，但未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与回应。1923年旅顺、大连25年租借到期之时，中国政府根据国会决议，于3月10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废止“民四条约”，但日本政府于3月14日予以拒绝。①日本念念在兹、必欲得之的对华要求，终于在十五年侵华战争(1931-1945)期间得到了实现与扩大的机会。因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不平等的“民四条约”，②作为日本侵华历史的一个重要标的，直接影响到了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后续发展，理应受到中外学界的更多关注。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期间及其后的与废除“二十一条”相关的废约问题，已有较多且深入的研究成果③，但是，关于“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关联问题，至今仍缺乏专门且深入的研究。④战后日本学界关于“二十一条”的专门论著非常之多，但绝大多数是关于其本身的实证性成果⑤，对于“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关联问题，虽有个别学者提出过一些看法，但仍然缺少全面有力的论证。⑥有鉴于此，笔者拟探讨日本在十五年侵华战争期间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上，围绕“二十一条”问题，与中国政府及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权之间所进行的交涉。 一、九一八事变后首提“二十一条”与满蒙问题的“解决” (一)在计划与南京政府的直接谈判中，首提“二十一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奉行的是“不抵抗、不交涉”的对日政策，主要采取了“依赖国联”的方针。日本在主要依靠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同时，针对中国政府的上述方针与国联不断介入日中冲突的情势，由外交当局策划日中直接谈判，用以分化中国与国联的关系。币原喜重郎外相主张应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事变善后的交涉对象。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也“极力主张马上用直接外交交涉求解决，以防止其扩大”，故“在东京初与币原商定，以外交途径谋解决”。⑦ 1931年10月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通过了《关于东三省问题的日中根本大纲协定》，币原外相随后致函蒋作宾：“要从速在两国间制定以确立两国正常关系为基础的大纲，该大纲议定之后、国民感情已见缓和之时，日本军队才能安全全部撤回到满铁附属地内”；“帝国政府准备就前项根本大纲，与负责的中国代表直接进行会商。”⑧日本政府的方针是先通过谈判确定日中关系的根本大纲，再行撤兵。但是，关于该大纲的内容，则一直对中方秘而不宣。 10月24日，由于国联行政会议第二次决议限令日本于11月16日完成撤兵，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国联投了反对票之后，若槻内阁于26日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日中直接谈判的根本大纲五项：“(一)否定双方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妨碍互相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间互相憎恶的有组织的行动；(四)有效保护在满洲各地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⑨27日，芳泽谦吉向国联行政院正式提出了上述五项大纲。 日本政府此时计划的日中直接谈判，其目的就是要分化中国政府的国联外交。在其提出的五项谈判大纲中，特别是第五项中的日方所谓“条约”，据中方了解，系指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方对此必然无法接受。⑩对于日本的上述五条大纲，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就表示不能接受，他说：“前三条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什么，而第四、第五两条便如毒药一般”。(11)蒋介石当时也认为：“倭政府以五条件提给我政府，犹欲强中国以直接交涉也。”(12)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蒋介石官邸讨论了上述五项大纲之后，电令中国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对此予以拒绝，而一心一意听候国联之处决。(13) 南京政府拒绝了与日方的直接谈判之后，广东国民政府的外长陈友仁，曾在广州秘访了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要他向日本政府转达广东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并要求日本取消对南京政府的承认等问题。(14)币原外相在回电中，阐述了如下意见：关于“满洲问题”的日中直接谈判，如果广东方面也要参与的话，则可以领事个人的意见向其传达“除非中国方面明确承认我方五项大纲，否则难以得到我国舆论之理解。特别是，如果对所谓二十一条问题，采取弥缝式解决，今天断不为我国舆论所允许。”(15)这表明，此时的日本政府，仍希望与南京政府进行包括承认“二十一条”的直接谈判；对于广东政府，则毫不客气地直接提出了实现其“二十一条”的要求。 币原外交的日中直接谈判方针，既为中国政府所拒绝，内部又受到了军部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尚未及实施即告失败。到11月中旬，在日军侵占齐齐哈尔、亦即国联行政院第二次会议确定其撤军日期(16日)的前后，币原外交的上述方针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终于走向了与军部的协调一致。对此，中国方面的特种外交委员会曾在30日有过如下结论：“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16)12月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第二次币原外交也随之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