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2)05-0135-16 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持续推进，新思想和旧传统之间呈现冲击与共存的复杂社会生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激发了国民的救国热情，促使社会各界对妇女职能与定位进行省思。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中便有培养女性兼顾家庭与国家角色的用意。某种程度上说，传统道德伦理出现回潮。 抗战时期，国统区、根据地与沦陷区分立，在迥然相异的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下，对号召妇女有独一无二性影响的“新女性”名词被注入不同的意涵，妇女运动与思潮出现异变和分流。在沦陷区，日伪通过儒家思想抵消革命影响、稳定统治秩序，旧纲常伦理大行其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伦理道德的重要承载者，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在家庭中承担“柱石”角色的妇女①，被迫在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 青岛兼具开放与保守特性，自1897年开始先后被德、日殖民二十余年之久，夸张的说法称它“无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失掉中国型了”②；另一方面，该地又汇聚了以逊清遗老、北洋政府旧官僚为主的保守势力，“守旧的观念，盘踞在本地人的脑筋中”③。这使沦陷时期青岛妇女史的图景复杂而多变，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妇女的研究集中于国统区和根据地，多从“解放”“动员”角度考察，沦陷区妇女的思想、生活及情感常被忽略。④有鉴于此，本文以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主，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为解读处于新角色与旧道德间的近代女性提供另一种可能。 一、回归保守：沦陷时期青岛的妇女政策 近代青岛由僻处鲁东一隅的渔村发展为现代化都市，商业和知识移民大量涌入，成为南北精英汇聚之地。作为长期被殖民的城市，青岛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场域。在20世纪青岛海水浴场，女士们常穿着“鲜艳夺目”的泳衣来往滩际，甚至有女子将“牙梳、唇脂粉盒、明镜，别储一橡皮囊中，临流化装[妆]”⑤。 这样时尚前卫的风貌随着日本侵华而发生转变。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为动员国民参战成立国防妇人会，鼓吹要发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日本传统“妇德”，“做国防的基础”，结合国家主义与贤妻良母思想的“国家母性主义”大行其道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移植到东北地区，首先在主要城市和满铁沿线要地成立妇人团体联合会，⑦继而迫使伪政权建立统一的妇女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妇人会与军事侵略同步展开，青岛中国妇人会即是日伪妇女政策的衍生物。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7天后，伪治安维持会成立。日伪意图通过恢复儒家道德稳定社会秩序，强调“凡欲强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使妇人修养其道德”，将规训妇女视为重要任务。3月5日，青岛中国妇人会成立。作为执行侵略者妇女政策的重要机构，青岛中国妇人会以“光复整个民族的旧礼教道德为依归”。妇人会推崇顺服、妇道，抹杀女性独立意识。当局敦促该会以日本国防妇人会为蓝本，学习其“奉公精神”，将抚育子女作为妇女第一要务⑧，这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幸福”⑨。 青岛中国妇人会标榜其为中国“首创之妇人为国服务机关”，从国家主义出发，批判近些年中国妇女协会“大都为解除妇女个人之痛苦而已”，导致妇女“无献身社会、效力国家先例”。可见日伪试图借力3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集体主义，突出妇女为“国”服务的职能。同时，日伪的妇女政策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在殖民主义体系下构建“大东亚民族”。青岛中国妇人会声称“基于东亚大道之本义，以打破旧来陋习，努力中国妇道上进，而图东亚民族之发展为目的”⑩。 人员构成上，青岛中国妇人会贯彻精英路线，会长为邹淑芳(伪治安维持会会长赵琪之妻)、副会长为徐颖溪(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部部长姚作宾之妻)。另设12名理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一的吕美荪(中国女权运动先驱吕碧城之姐)，其余均为伪官员夫人和教育界女性。(11)在吸纳会员上，妇人会明确要“先注意上级社会及智识分子”(12)。为使更多官员女眷入会，伪政权勒令各局职员之夫人姊妹等尽量加入，(13)并将各中小学女教师完全纳入。 沦陷初期，青岛市区表面上非常平静，实际日军在胶东的“势力范围仅在沿铁道数十里之内，稍远之处游击队便活跃非常”(14)。为加强统治力，日伪以青岛中国妇人会为抓手，“使中日亲善的思想，深入于妇女界，而促成普遍的深入民间”(15)。从会员身份可看出，骨干成员或凭夫贵或直接服务于伪政权，是最渴望政局稳定的一群人。前者多为生活奢靡的旧式官太太，后者则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尽管身份不同，但她们均牵系上层社会及智识阶层的关系网络，可巩固伪政权的社会认同。这种精英路线也导致可吸收者有限的问题，故初期仅吸纳会员150余人。(16)之后，该会多次登报声明简化入会手续，对身份资格“并无丝毫之限制，亦无任何阶级观念”，凡赞成宗旨、月缴一角者均可入会(17)，会员人数方得增长，在1941年初达到300余人。(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