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日关系研究的问题意识、史料开拓与知识生产 刘建平 【作者简介】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2.4.115～123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话语体系与大国形象建构研究”(21XCA002)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注定是中日关系不甘沉默的一年。虽然受到日本政府持续强化日美同盟的压迫性影响，但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节点，日本一些退休外交官和学者还是要举办探讨中日友好、合作的集会，有国会议员质询政府是否计划组织纪念活动，还有媒体直接向外务省提出了相关问题①。或许与这种民间氛围有关，在日本政府主动提议下，两国外长于5月18日举行视频会谈。不过从报道来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不少分歧和挑战②。比较双方表述可以发现，日本有意回避重温中日友好的历史叙事，而极力周旋于现实权力斗争的尴尬迷宫之中。这意味着，肇始于20年前小泉纯一郎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继而被10年前“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国有化购岛”事件推向高潮的中日关系大变局，在安倍晋三首相推进“摆脱战后体制”的新国家战略过程中，形成了慢性化、常态化的对抗性危机。安倍政权所推进的“可战立法”使得日美同盟在后安倍时代继续强化，日本处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地缘政治概念已成为主流认知。 从传统冷战到所谓“新冷战”，其间有曾被赞颂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期待中的友好关系“新篇章”。因此，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假设，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之后50年的历史中应该潜藏着能确证其为“过渡时期”的构造机理。我们知道，当年为邦交正常化鼓与呼的主要是政治家和新闻媒体，那么一般被认为更具有知识思想能力的学者们作何见解？随着50年来中日关系的顿挫起伏，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反思性研究？相信这种学术(思想)史梳理能为解析当前困境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坚持战争责任伦理的批评和预见 大致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内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受政治运动影响而失去了知识生产功能，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的中国不存在由学者和有专业评论能力的思想者主导的报刊论坛。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创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先驱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对日工作的老干部；这决定了该研究长期定型于以邦交正常化为人民外交成功顶点和友好运动高潮的“胜利叙事”。甚至到90年代，虽然专业学术研究发展起来了，但由于历史学所需的档案资料短缺，既成叙事框架仍居主流地位，新闻舆论更一直保持着称颂先贤、怀旧喻今的基调。几十年来，尽管经常见到对于日本方面违背邦交正常化协议的批评，但反思那些协议没能形成严格国际约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并不发达。 日本是保持了固有学术传统的国家，知识信息和舆论批评环境与中国完全不同。就在最近两国学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京都大学山室信一教授开场即抛出一个问题：50年来的波折使人质疑，“两国邦交是否真的实现了正常化”？他回忆1972年日本在“尼克松冲击”下的对华外交“赶车”心理，谈到著名学者竹内好当时的警告——不处理侵略历史问题而恢复邦交，可能引起长久的纠纷。山室信一感慨道：“竹内好的担心竟成为日中正面临的现实问题。”③ 考察1972年前后日本的报刊文本，可以发现，竹内好不过是呼吁战争责任自觉的众多学者之一。事实上，有一批主张正义友好的学者、评论者对日本政府的邦交正常化外交持敏锐的“怀疑论”态度，被称为“道义派”④。国际法学者石本泰雄在《日中关系的法律结构》中指出：日美安保体制对应着远东冷战结构，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实际上取消了中日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地位差”，形成由战败国根据“政府承认法理”选择缔结和约对象这种被日本顺手用来拒绝新中国的罕见状况。因此，需要国民舆论的压力促使政府意识到，为了在远东地区结束战争、缓和紧张，应该改变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美安保立场，为此而迈出的第一步必须是中日邦交正常化。⑤关于具体的交涉议题，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理事长冈崎嘉平太呼吁政府“不要犯根本错误”，必须“正确反省”无法通过“日台条约”达成中日和解的事实，“向中国提出议和”，并在“国际正义”的前提下正视侵略事实，以不作任何自我辩解的“正确勇气”处理恢复邦交问题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野村浩一还以《日中关系的思想结构》为题发文，强调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必要性。他指出：恢复中日邦交、尽早结束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不仅是政治家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性质的课题”。“要粉碎资源开发的帝国主义野心，与假托领有权煽动偏狭的爱国主义作坚决斗争。”这是恢复邦交要正确解决的课题，“也包含着我们省察自身的思想性课题”。⑦ 关于赔偿问题，“道义派”更有超乎一般想象的主张。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驻英国大使、经历了日本对英战俘赔偿的退休外交官西春彦批评了“内心希望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权”的回避心理，他说：战争犯罪残酷而重大，日本应该主动向中国提出赔偿；如果中国放弃，是为“君子外交”，但即便如此，日本也不能自满，而应该报以好意，比如文化交流、修复受损建筑物、共同考古研究等。念及日本对中国长期的经济侵略历史，应该排除“经济动物”方式的赔偿，像资助输出成套设备这种“商业推销助长术”，即使有利于中国，也不能视作解决赔偿问题的“道义性对策”。⑧现代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实在题为《关于战争责任》的文章中，不仅主张作为国家的“政治问题”，要表明“支付赔偿”，而且强调作为普通国民的“心灵问题”，要把教科书记载对中国的侵略、使“历史事实确立于日本民间”看作“日本民众对中国民众的赔偿”。他痛切地指出：“把人的生命作金钱换算是对无辜死者的冒渎，因为即使支付了金额，其生命也不能复活。”这是一种“赎不尽之罪”，而要赎之，就必须正视侵略中国是基于“民族优越感”的“普遍精神结构”。为了防止这种“精神结构”的再生产，就必须“把战争责任作为自己的心灵问题来追究”，需要坦白罪行、表明不再犯的“勇气和诚意”。⑨ 如此，坚持战争责任伦理的“道义派”论者提出了谢罪、赔偿、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教科书记载侵略战争等主张，作为达成历史和解的邦交正常化原则。但随着中日谈判水落石出，联合声明无赔偿、无谢罪、无和约(即缺少有关日本加害责任的义务条款)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在失望之余言辞愈发尖锐。《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政府“并未使用谢罪这一有对象关联的词语”，所谓“反省”“责任”之类是自说自话，我们不能借口中方接受了“反省”就有失严肃⑩。冈崎嘉平太怀着“日中邦交正常化沦为画饼”的危机意识撰文批评说：既然中国政府教育其人民放弃赔偿要求，那么日本也要进行“责任的痛感、反省”教育，以“恢复所失去的道德”作为对中国人所受伤害的“精神性赎罪”。他呼吁不要搞“权术外交”，必须推行“全体国民尽力亲为的道义外交”。(11)评论家加藤周一则刻意追究“道义责任”，他说：田中角荣首相表示“深刻反省”，尽管语出暧昧，却也算是言明了“道义责任”，可以推知是为侵略中国道歉，但还需要“明示于行动”。而作为行动之一，应该在历史教科书中承认“侵略”。“教科书是否掩盖这种本质”，正可以检验“日本首相的道义责任发言是否仅作为外交辞令”。(12) 当然，这种期待很快落空了。经过邦交正常化后一个月的观察，评论家日高六郎以《日中友好尚不成立》为题，辛辣谴责田中角荣政府对华外交的欺骗性，他说：“关于日中关系问题，我基本上不相信田中首相……联合声明之所谓‘反省’，在田中首相是何等皮相浅薄之辞，已为其至今毫无反省的事实所证明。”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如果田中角荣有心反省，回国后应该考虑采取措施以示诚意，比如为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书籍、文物而启动调查，考虑在“历史学习指导纲要”中加入反省战争的内容，调查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状况，检讨战后中国人在日本是否继续受到歧视，以及考虑以何种方式表明谢罪，等等。然而，“全都是零，将来也会是零吧！恐怕谈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只要中国不提出严厉的要求，日本终不会作出表明反省之实的行动”。现在，敌视中国的日美安保体制照旧，教科书审定继续排除侵略中国的事实，一旦发现“侵入”字样，就强迫作者改成“进入”。“而政治领导人为了使这种战争认识合理化，还强辩说连中国人也宽恕了日本，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如此利用对方的宽大使自己的错误合理化，恐怕是为人之最劣者，而实际支配日本的就是这种最劣的意识。”不过，宽大总是有界限的。如果对中方的友好过于轻薄，批判之声不久或者立刻就会出现。“那时候，很多日本人可能理解为中方的态度忽左忽右，反倒要表示不满。”日本人容易受政府和大众传媒操纵，中国的领导体制却并非只是灵活而也有其原则性；因此，“难保今日之正常化不会突然变成明日之对立”。(13) 对照邦交正常化50年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历史，上述批评堪称真知灼见，有着穿越时光隧道的先见之明！ 二、作为历史问题解决方案的“战争责任清算论” 邦交正常化时期，日本舆论存在意见分歧，不仅有坚持战争责任伦理的“道义派”，还有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与之抗衡的“利益派”。后者将“国家利益何在”作为外交问题的本义，注重国家间“政治力学”分析，认为内政混乱、苏联威胁下的中国既需要接近美国，也需要“经济大国”日本的合作，其“底线要求”在于台湾问题，因此邦交正常化不再是“战后处理性质的外交悬案”，日本要力戒“以战争责任立场低身求和”的感情用事姿态，而应在“日中问题即台湾问题”的前提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14)。 就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结果中没有战后处理条款和侵略战争责任表达而论，“道义派”空怀良知义理但不得赏识，反倒是“利益派”有言中计成之能。在这种背景下，更兼两国继续谈判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多项实务协定，1978年又因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形成新的友好高潮，最早的战后中日关系通史著作《日中战后关系史》于1981年7月在日本问世。作者古川万太郎是新闻记者出身，他在书中正面描述新中国，以反美和批评邦交正常化前日本政府的政治基调建构了“友好叙事”，把“旧金山和约体制”承认台湾蒋介石政权代表全中国称为“虚构”和“原罪”；但该书有一个根本错误——日本承认新中国而与台湾断交的邦交正常化，本来是对其所谓“虚构”和“原罪”的清算，但书中竟然认为是“名副其实地终结了战后”(15)。这是一种全新的中日关系话语：从高举友好旗帜来看，像是“道义派”，却全无“道义派”的战争责任问题意识；从“唯台湾问题论”的立场而言，与“利益派”相似，但又不像“利益派”那样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终结战后”指的是完成战后处理，即清算战争责任的国际法进程。这种面目不清的混沌化叙事或可称作“事实派”，因为作为“既成事实”的邦交正常化，其核心内容正是中国友好放弃对日索赔、日本与中国建交而确认与台蒋政权断交，“日中友好”也从此成为日本保守政治主流所习用的外交修辞。 不过，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乃至于21世纪初，强劲持续的“友好叙事”其实主要存在于中国。其间，日本一再发生疑似公权力推动掩盖侵略史实的“修改教科书”事件和疑似国家彰祀战犯亡灵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但中国的战后中日关系史著作保持着从为邦交正常化而斗争的“友好运动”到突出经济合作和互访交流的“友好关系”这一叙事主线，而那些反复造成外交摩擦和民族主义对抗的“问题”往往被集中列举、简单概述，并归因于违背邦交正常化原则。 在日本则是另一种景象，“事实派”建构了疑似与中国共有“人民”概念的“友好叙事”，但如昙花一现，专业学者很快就以对实证经验的梳理确立了“国家间政治叙事”研究范式。1983年10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会刊《国际政治》第75号刊登数篇探讨日本外交“非正式路径”的论文，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活跃的对华友好人士被纳入“非正式接触者”这一外交学规范概念，而非中方习惯使用的“人民外交”(16)。90年代初，专业学者的战后中日关系通史著作采纳了“非正式接触者”概念，而且从贸易、国际环境和内政等多个视角检讨中日关系的推移，目的在于为思考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提供分析基础(17)。事实上，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归国报告演讲中就已经将长期以来在野党、经济界和自民党部分人士的访华交流称为“非正式接触”(18)；而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他还特别谢绝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战争损害”这种暗示“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提法，坚持要求用“日本国全体反省战争”的表述方式(19)。可以看到，日本的主流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有着警惕或整合战后对华政策造成社会分裂的国民国家共同体意识，反映着追求外交主体性可持续生产的文化自觉。 “非正式接触者”概念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了知识生产主体性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证根据，说明对华友好人士的确从事了推动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协助日侨回国、释放战犯、无赔偿复交等工作。日本学术的历史实证原则和时代发展机遇共同导致了“友好叙事”向“国家间政治叙事”的话语转型。这种转型的力证还见于曾经主张战争责任和教科书记载侵略历史的“道义派”学者竹内实，他看到邦交正常化后跃进速成的中日友好热潮，乃至于搁置领土问题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禁吐露“友好易而理解难”的忧虑，并尖锐地指出：领土问题给中日关系埋下了祸根，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十年之后一定再发作”(20)。这种对于国际关系人情化想象的遗憾，可以视作“道义派”舆论总体退潮而与中国渐行渐远的伤感告别。 所谓“道义派”舆论总体退潮，是指随着“文化大革命”真相渐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国内对中国革命抱有理想主义认识的亲华论者陷入尴尬，坚持政治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论者则占据了舆论主流。但中日关系的发展又很快证实了“道义派”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精彩预见。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修改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导致中国激烈抗议，最终在日方表示“顾虑近邻各国”、首相停止参拜之后事态才得以平息，由此被概念化的“历史问题”刺激了日本学者对邦交正常化的批判性反思，主张政府正式谢罪、赔偿的“战争责任清算论”在90年代初登场。 “战争责任清算论”有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一是日本政治大国化、中日关系“普通化”需要通过清算战争责任的“历史负债”，实现从“被动外交”向“自主外交”转变；二是应该实现面向世界、基于普遍人权价值的“与亚洲诸国民和解”。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横山宏章在中国访学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时，感到非常愤怒和悲伤；而在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主角中曾根康弘等作口述史采访时，他又得到了这些日本政要受“战争责任枷锁”拘束的证言。中曾根康弘等表示：之所以一次次接受中国抗议，按照其原则底线处理纠纷，是因为抱有“看日中关系要明白日本负债之多”的侵略战争罪责感。横山宏章在1994年9月出版的《日中的壁障：战争与友好的代价》中批判说：邦交正常化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条件，由此突然出现的“日中友好”，因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