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史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退化。①国内外学者将华北地区的环境问题看成一首退化的“悲歌”，愈往近代愈发悲伤，这近乎成了一种共识。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黄运”地区为例，指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一直作为中华帝国战略中心的华北平原，完全陷入了一个经济、人口和环境恶化的时期。②李明珠(Lillian M.Li)则认为，以海河流域为代表的华北地区的生态退化，不仅是一种周期性过程，更是几个世纪以来长期的环境退化累积的结果，“作为人类最早持续定居的地区之一，华北很可能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环境退化过程”。③马立博(Robert B.Marks)认同这些观点，指出华北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环境退化迹象的地区，“华北平原的环境退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影响”，对于清代以来华北平原动乱、起义和革命等社会运动的理解或解释，“也不能脱离相关的环境条件和生态退化过程”。④王建革也认为，清代华北生态系统已经极其脆弱，20世纪20—40年代华北生态系统更是难以经受自然灾害的打击。⑤不过，华北地区稳定的结构性生态退化是否固化或束缚了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动性？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集约化的农业开发和环境治理实践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雍正五年(1727)，京畿水利营田兴起，冀西唐河、大沙河、磁河、滹沱河流域河滩地得到逐步开发，形成了独特的修滩、种植、灌溉、管理技术和制度。不过，这些河流上游山地、高原长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造成冀西各县⑥滩地水灾频繁发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退化，滩地不断萎缩，近代以后尤为严重。当代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退化与贫困之间有着因果联系，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存在高度耦合性，这些地区人群的生计更为密切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生态退化与贫困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环境管理”。⑦全面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冀西各阶层，一方面通过持续的财力、人力投入和技术、管理制度变革，逐步恢复滩地；另一方面又不断反思滩地水灾频发的原因，进而付诸科学的流域环境治理实践，使冀西滩地得以持续开发，成为晋察冀边区稻麦飘香的“腰窝油”。⑧本文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滩地开发和环境治理为例，探讨生态退化背景下华北内地农业生产中，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动性，进而为丰富华北环境史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⑨ 一、1937年前冀西河滩地的营造、生产与环境退化 冀西滩地的形成是唐河、大沙河、磁河、滹沱河及其支流两岸河漫滩被人为改造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河漫滩都能变成可耕地。冀西滩地营造的“秘诀”在于这些河流富含泥质，且洪水期水质较浅水期更为浑浊，清代文献称为“水浊泥肥”。元明以降，冀西大河上游山西高原和冀晋交界山区长期垦荒、伐木后，“万阜童童”⑩，山地、高原大量浅表土壤和有机质在雨季顺流而下，河流水质逐渐由清变浊，清代以来更为明显。以唐河为例，唐河上源多丘陵，植被破坏后，每逢大雨冲刷，“水中泥土成分极厚，又挟数百里高山深谷之腐植物，顺流而下，水黄褐色如稀粥，灌溉稻田最肥沃。故每岁获稻颇多，至副产品如黄豆、大麻子等亦不少”。(11)此外，冀西山地秋季树叶凋零，杂草枯萎，因气候寒冷能整体保存于地表，成为家畜的良好饲料。“山西、察哈尔、河北交界地区的牛、羊、骡、马成群结队的来此就食”，而其排泄物留在山上，成为来年洪水肥力的主要来源。冀西河流所含物质有“牲畜粪尿、有机质、易溶盐分、细泥、粗砂、石块等”，除粗砂、石块沉积于河床外，“余者悉为植物生长所最需要之物质”。(12) 据说明代冀西滩地已有零星生产活动，但一般认为雍正朝京畿水利营田是冀西滩地开发的源头。(13)雍正五年，朝廷设置营田局，冀西滹沱河流域平山、井陉等县官营、民营田属京南局领导；唐河流域唐县、行唐等县官、民营田属京西局领导。雍正《畿辅通志》将滩地营田的技术和方法概括有三：开渠、布石留淤(泥)、筑堰。(14)开渠、布石留淤是为灌溉和淤田造地，筑堰则是防止洪水冲毁滩地。其中，布石留淤最有特点，“出奇于险，导水留泥，实开先民未有之变局”。(15)其方法是在河滩开畦，用石叠地埂，开渠引水入地后，泥质为地埂所阻蓄、停淤，因而逐渐成田。(16)
冀西河流示意图 雍正水利营田使得冀西滩地“秔稻甚茂”，但由于河流水浊，稻田不久会被淤高，渠水无法自流入地。于是，滩地形成了水稻、旱地作物轮作的方法——“淤泥积久则田高水不能上，须种薥、粟疏之，俾土平而水可上，水旱互易，田乃可久”。(17)以往论著引用该史料时薥、粟二字中间不加顿号，将其视为一种作物，但未解释是何种作物。(18)冀西滩地由水田改为旱地，大量旱地只种一种作物显然是不合理的，薥、粟不应仅指一种作物。薥即蜀秫，指高粱；粟即小米。薥、粟并用，应泛指多种旱地作物。乾隆《正定府志》也认为滩地稻田是“沙碛旧基，借泥为用，地脉本不甚厚，频受淘洗”，滩地水土、地力不足而不能种稻，于是“间岁艺以菽、麦，旱禾受润，操券可获”。(19)以阜平县为例，乾隆时期滩地“种稻者约十分之三，种烟、蓝者约十分之七”(20)，其他作物如小麦、豆类等自乾隆以来也陆续播种。民国时期，冀西滩地的主要作物是水稻、小麦和玉米，尤以小麦种植面积最广，其他如小米、棉花、高粱及各种蔬菜、豆类也有少量种植。(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