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如何面对陌生人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建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之中,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转型时期,新旧两种道德体系混合并存,引发了现代社会道德的双重困境,表现为公共生活的私人化、道德冷漠、信任危机和公共性的丧失。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我们必须学会与陌生人一起生活,消除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建立一种陌生人间的新型道德关系,建设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道德教育要引导人以道德的态度对待陌生人,改变对陌生人的无视和排斥,把陌生人作为他者尊重,建立与陌生人的契约信任关系,以开放的自我,增进与陌生人的信任型交往,实现与陌生人的共生共益,从而与陌生人团结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为此,须加强法治教育、诚信教育和共生体主义教育,树立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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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从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层面看,这一转型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人际疏远、紧张和道德冷漠,感受到个人的无助和孤独,出现了道德危机。陌生人是造成道德危机的根源,但“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怎样消除陌生人,而是怎样与他们连续地相伴生活”[1]。因此,在陌生人社会,如何面对陌生人,处理陌生人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影响着如何构建陌生人社会的秩序,也影响着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发展。

       中西方传统不同。西方传统社会重视制度,忽视道德。不过,当代西方也已经认识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2]。这也使得西方在重视制度的同时,开始关注道德。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G.)认为,陌生人是从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介入的,虽然与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但有不同于我们的习俗和文化,是生活在不同意义世界的他者。[3]英国社会学家鲍曼(Bauman,Z.)通过如何“生活在一起”界定“陌生人”。陌生人是“我们”或“本地人”生活世界之外的“异乡人”,“他们是不速之客,没有被邀请就进入我们的视野”。[4]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H.T.)把陌生人视为“道德异乡人”,他们“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在发生道德争论时,“彼此不会共享充分的道德原则或共同的道德观,因而无法通过圆满的理性论证来解决道德争端”。[5]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F.)区别了“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是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社会则是不同个体的人为聚合,是公众性的。个体通过契约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6]陌生人是现代性的结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现代性,揭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道德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陌生人社会“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7]。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近年来,有学者也开始关注陌生人伦理和道德。有学者以道德社会学的方式,揭示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探讨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伦理风险及其化解机制。[8]有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直面陌生人社会所生发的一系列伦理风险和危机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回答。[9]

       从上述研究看,社会学从空间结构变化及社会变迁研究陌生人及其特征。伦理学从人际交往研究陌生人间的伦理关系,揭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及其化解机制。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伦理转型,最终都要落在人身上,通过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来实现。从教育学的视角看,有学者介绍了美国公立基础学校生活化的陌生人伦理教育及其对我们的启示。[10]其他对待陌生人的研究很少。本文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面对的道德危机,力图合理利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道德优势,克服各自的不足,促进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融通,建构社会转型期一种新的道德教育观,引导人们既走出熟人的“亲密圈”关系,建立陌生人的文明关系;又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热情面对陌生人,建设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基层”是指中国社会的原生态。乡土社会的根本在于“土”,乡村离不开泥土,乡村人以种地为生。因为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很少变动,以泥土为生的乡下人,世代定居,很少流动。而且中国农村聚村而居,世世代代在一个村落生活,结为邻居,形成属于自己村落的地方性和每个村落自己的社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人从小到老,都生活在这个村落里,村里的一切都是他所熟悉和经历过的。因此,“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是中国农业社会乡村的典型写照。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农业社会的典型乡村正在消失,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全球化、信息化的蜂拥而至,促成陌生人社会的到来。[13]

       市场经济的出现,是陌生人社会形成的根本因素。经济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经济关系决定着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等。农业时代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其典型特征。在自然经济下,人们的劳动产品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乡土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起来的。”[14]商业是“无情”的利益交换,交换要当场算清,陌生人之间可以当场算清。但熟人之间当场算清,就等于断绝来往。所以,熟人社会产生不了商品经济,市场理性促使熟人“陌生化”,产生了陌生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计划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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