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建设与近代经济史研究 倪玉平 【作者简介】倪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22.4.34～39 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总体思考和殷切期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有侧重，彼此呼应，相辅相成，是同一事物不同层面、不同方向，共同构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就近代经济史这一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而言，笔者的理解是，学科体系建设宜宽不宜严，学术体系建设宜精不宜泛，话语体系建设宜实不宜虚。 20世纪前期，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梁启超等倡导史学革命，社会经济史开始进入史学的视野。梁启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了《中国国债史论》，尝试用西方财政学知识对近代中国外债问题进行研究，通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开端，近代经济史研究亦由此发韧。随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使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史问题的关注。回顾这一时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学术界已经明确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同时宣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陶希圣、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于近代财政史尤其是赔款、捐纳、厘金、盐政、关税等方面。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成果的材料收集之丰富、问题思考之深入、框架体系之完备，都令人叹为观止，是后人景仰的高峰。与此同时，学者们关注的领域，还拓展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代经济史研究遭到重创。不过，此间傅衣凌开创的以民间文书为研究基础的区域社会经济史领域，以及以王亚南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探索，对学界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与整个历史学科一样，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阶段，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滞外，近代经济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五朵金花”视角下以生产关系为研究主线，到改革开放后以生产力为主线的转变。关于前者，主导的理论是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的状态，基本思路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即认为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列强的武力介入又打断了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洋务运动性质及其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民族市场问题等。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过多受现实政治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学术界空前活跃，一些旧有的思想受到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各种不同表述的“资本主义性质说”或“现代化说”，较为明显的变化则是对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评价及其相关企业管理的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生产力研究广受重视，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扩展到以往较少关注的流通和消费等领域，涵盖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最近十余年，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经济关系，成为研究的新热点。与此同时，相关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写。1982年，厦门大学创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同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专设“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近代经济史研究有了自己坚实的学术团体和舆论阵地，“三大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 学科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石，也是最具有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百余年发展历程来看，近代经济史的学科体系，总体上聚焦于历史分期、中心线索及其评价、学科属性等问题。个人的理解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这些问题完全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 关于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学术界历来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以它的起点时间而论，既有“第一次鸦片战争说”，又有“晚明说”、“洋务运动说”；至于终点，则既有“1911年说”，又有1919年、1921年、1949年乃至1956年说等。每一个大的分期，还能划分出不同的小时段。以迄今为止大致为学界基本接受的1840-1949年分期为例，其间竟有三大阶段九个小时期、四大阶段八个小时期、两大阶段或五或六或七个小时期，也有只分两大阶段而不分小时期，或不分大阶段而细分八个小时期的差异。在此问题上，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各自表述，显然是最为稳妥的处理办法。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评价，具有重大学理意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期内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又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传统的近代史研究，的确有明显简单化倾向，视线过分集中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对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只是作为政治斗争背景加以考察，且常常易于将经济状况与政治斗争状况作机械的、牵强的对应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这种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与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学术界也不应矫枉过正，彻底摒弃原有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毕竟，理论概括“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②事实上，“两半理论”与“现代化范式”在互相争辩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对方营养，修正并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成为学术通过争鸣而良性发展的典范。大多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已经开始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研究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两半理论”的支持者，也开始兼采“现代化范式”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以及这种发展变迁对近代中国走向的作用。 随着“现代化范式”的发展，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一面”，因而可以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因为“这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在他看来，既要反对“停滞论”，也要反对“发展论”；既要对资本主义在华经济作用给出较为全面的评价，对压迫论和非压迫论之争作出明确判断，又要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表现形式。③以吴承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自16世纪即开始了“市场转向”过程，也即商品经济或商品化发展趋势，因为“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也就是说，这种趋势与现代化经济趋向是一致的。④朱荫贵指出，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他提出可以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线索，“很有必要而且应该大张旗鼓地提出，使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各种中心线索的重要一种，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百花’之中醒目的一枝”。⑤相信这样的讨论还会持续下去。 经济史的学科属性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归入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或兼而有之的不同理解。吴承明认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大致包括三种流派：一派偏重于从历史本身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兼重社会变迁，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一派偏重于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视计量分析。前两种流派的学者大多经过了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后一种则大多来自经济学领域，“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⑥由于经济史兼具经济与历史的双重特性，笔者以为，必须采取兼收并蓄的原则，这样才能既从史学中找到研究的基础，又能从经济学中找到分析的手段。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与经济史相邻交叉学科渗透日益加深的趋势。相信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和理论来阐释经济史，可以成为未来的学科增长点。 学术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支持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也是最具有学术深度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史的研究也因此受到重视。就近代经济史研究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近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有深入的进展。但这种决定论又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具有繁杂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合力的方式共同推动近代中国的走向。由此，学术体系建设宜精不宜泛，不能浅尝辄止。 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体系建设，首先要注重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这也是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汤象龙组织抄录清官档案中的财政经济史资料，并运用统计方法加以整理，至今这批“抄档”仍完好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部分成果如《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等已经出版。自1954年起，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牵头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涵盖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体大思精，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得到继续，大批经济史文献档案资料得以出版公布。其中，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朱批奏折、上谕档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选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等，都规模巨大，嘉惠学林。与此同时，学界还大量整理出版企业史、商会史等专题资料书，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以及各种民间资料也不断问世。近些年来，随着新修清史工程的展开，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牵头整理出版的大量晚清史档案及文献资料，为近代经济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的工作自然要坚持下去。 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近代经济史研究要处理好诸多辩证关系。大数据时代来临，量化研究方兴未艾，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但对其弊端也要保持清醒认识。吴承明表示：“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⑦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学术界并不缺少数据，而是缺少可靠的精准数据。在这一点上，学界必须做谨慎的甄别，尤其要注重从第一手的史料出发，争取竭泽而渔，而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取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本来是常识，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重申这条原则还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经济史材料的定量分析还要兼顾文化与传统，必须考虑数据背后的历史真实性与合理性，做到量力适度，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否则即便最终的结论大体符合历史实际，这样的定量充其量也只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猜测”。 后现代主义兴起后，批判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一度成为风向，并对经济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应该承认，个案和微观研究极大加深了经济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对史料的解析与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研究的根基，但历史研究终究还是要有大的人文观照和规律追求，不能失去对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把握，要努力避免“为了碎片化而碎片化”的研究，宏大叙事的价值不应被消解湮灭。此外，区域研究基础上的整合、洋务运动与现代化努力的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等问题，都值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升华。推陈出新是学术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然途径和内在要求。中国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理应通过这样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深入。 一百多年来，在一代又一代经济史学人不懈努力下，近代经济史经历多次的沉淀、蜕变、转折，最终才形成了当今的发展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无论是在领域、范式，还是在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新见迭出，但也必须看到，真正概念化、体系化的创新却乏善可陈。当下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过是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西方学者提出的诸多流行理论，如“冲击与反应”“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中西大分流讨论”等，即便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对立，也无一不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而提出的，从本质上有着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似是实非的隔膜。由于这些理论影响过于巨大，在研究中国话题时，不少国内学者非要不远万里，费尽波折绕道波士顿、伦敦、巴黎或柏林，先去看西方学术典籍和理论观点怎么说，然后才会东施效颦般地分析本土命题。只有彻底摆脱西方学徒角色，拓宽视野，提升水准，创造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才能说中国学术真正完成了面向世界的转化。 话语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表达与传播。近代经济史是一门有着强烈现实感的学科，同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三大体系”建设需要以学术“走出去”为标识，而这种走出去，既包括走出近代经济史领域的专门学术象牙塔而面向大众，也包括走出国门面向尚被西方世界掌握话语权的外部世界。话语体系的建设宜实不宜虚，否则流于形式。 注重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培养近代经济史研究后备力量和队伍的重要途径。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近代经济史教材，如孟宪章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中华书局1951年版)、赵德馨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赵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简明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杜恂诚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各有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尚缺乏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能普遍认可接受的教材，也没有可以分别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需求的差异化教材。以经济史学科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打通相关学科壁垒，囊括一切对本学科发展有用的知识，区别化对待不同的读者群体需要，应该是今后教材编写的努力方向。 中国学者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早在194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即出版了刘大钧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一书，这是中国学者涉足此项研究的第一部著作。⑧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巫宝三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对1933年的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细致的核算与评估。以此为基础，此后巫宝三又将测算年份加以扩展，对1929年、1936年和1946年的国民收入也做出估计。⑨这两本书都具有远超本土经验的广泛国际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经济史学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