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七七事变的分析和应对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皓,历史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宁 81000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杨宁,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宁 810001)。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毛泽东对七七事变的性质、态势和应对作出严谨的研判。他指出,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从此开始全民族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阶段。他提出,依据七七事变态势调整战略策略,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国共两党共同纲领,将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口号,以建设民主共和国为策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确保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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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2)04-0088-12

      七七事变的发生及由此开始的中国全民族抗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七七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七七事变的划时代意义及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因时制宜的政策。学术界探讨了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①。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毛泽东如何评价七七事变的意义以及由此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应对的政策。

      一、“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七七事变是日本由局部侵华向全面侵华的重要战略转变,是日本妄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早在1927年,日本政府出笼的《田中奏折》规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此国策的第一步,七七事变是第二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报告中预料到日本必然要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上采取第二步,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5年之《何梅协定》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显示日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②。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③。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作出论断:七七事变“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④。毛泽东随即在各种场合解释此论断。9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大规模进攻开始”,这一进攻“是大规模的”、“是继续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并有外援但又是一个冒险的进攻”⑤。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⑥。可见,毛泽东反复强调七七事变是日本的既定步伐,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还是日本侵华军事策略与政治手段变化的节点。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国民党内妥协投降倾向,指出这不是偶然的。他分析“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指出:在七七事变前,日本“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日本“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这样,毛泽东反复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采取的步骤,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骤。他指出:无论如何变化,“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⑦。

      毛泽东将七七事变视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了七七事变的趋势,将中日战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指出:“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七七事变既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又是中日全面战争第一阶段的开端。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的失利并不重要,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中日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他总结道: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⑧。

      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势,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政策调整为中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1937年5月3日,他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新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二·九运动”开始“至一九三七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第二阶段从该全会开始,中国革命新时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⑨。

      七七事变的发生,使对日抗战的过渡阶段发展到对日抗战的实行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七七事变的态势及政策调整。毛泽东首先强调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进而,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阶段变化:七七事变“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⑩。这样,七七事变使中国历史发生两个重大的转变。为使全党牢记革命阶段的变化,毛泽东反复指出:七七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11)。依据他的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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