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5；D2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2)05-0101-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①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②延安整风前，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确立，但是其正确的决策和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比如，学习运动的走偏和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仍然严重束缚着党的正确行动。加之，毛泽东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由来已久的党自身的问题感受颇深。因而，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目的就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共产党，而这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一、整肃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整风实际上整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江西时期博古有一个代表性说法：“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③这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写照。全民族抗战时期，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私下里向人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④他还直接告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⑤ 然而，与王明截然不同，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先了解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需要、中国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⑥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⑦ 对于共产国际，毛泽东亲身经历了党的两次胜利和失败，越来越感觉到它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1943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即将要解散的电报。当翻译师哲把电文告诉毛泽东时，他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好，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中央政治局以最快的速度召开会议，在兄弟党中第一个给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⑧认可它的历史贡献，恰恰表明它的历史已经过去。⑨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感受，在整风之初，毛泽东就认识到对共产国际的话：不能不听，不能全听。 在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明的态度曾在中央长期占统治地位，到全民族抗战时期还有很大影响，整风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态度战胜了王明等人的态度，并进而成为全党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整风运动亦可谓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一些人的实际感受也表明了这一点。陈云后来说，整风运动开展全党大学习使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即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解决实际问题”⑩。李维汉说，通过整风，“我才真正懂得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相统一这一根本原理，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11)。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纠正了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改变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从，使党从“言必称苏联”的困境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 二、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可以说，整风运动使党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与思想统一相伴而行的。回溯到历史实际的场景中去看，整风运动之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已经产生并日趋成熟，其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然而当时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还未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张闻天后来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治文件看待，而没有当作同马恩列斯一样的，甚至对中共党员更为重要的理论著作”，“我对于我们党内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当时是了解得很不深刻的。”经过整风，张闻天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2)。这最能说明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的那样，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普遍地深入地掌握了干部、党员(13)。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40年5月3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副校长冯文彬在开学典礼上首次号召，所有学生要主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14)。1941年3月20日，党内理论家张如心发表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认为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5)。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撰写题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结果”(16)。党内理论家的总结和宣传，中央领导层的认同，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使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日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最有代表性的阐释。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7)这标志着被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