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2)03-0035-06 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胜利收官，困扰中国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脱贫事业的终结，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代的全新历程。这一新历程的核心指向是缓解相对贫困，我国的扶贫工作将进入涉及对象范围更广、减贫标准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历史阶段。扶贫战略重心的转移，推动着新时期的教育扶贫体系加快转型。后扶贫时代，面对相对贫困群体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异质化、立体化的教育需求，教育扶贫服务的供给势必要向差异化、多样化、优质化、动态化方向转变。这无疑对以往政府主导型的教育扶贫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纵观国际范围内的反贫困实践和理论研究，引入社会组织力量，将政府供给教育扶贫服务的“单动力”调适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动力”，从而为教育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双引擎”助力，已成为普遍共识和可行经验。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在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更好地供给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着眼相对贫困的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性、灵活性、志愿性、高效性等独特优势，引导其更加深度介入新阶段的教育反贫困实践，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时代议题。 一、社会组织参与教育缓解相对贫困实践的价值意蕴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与贫困相关的诸多要素都将发生显著变化。第一，相对贫困标准更加动态。贫困线设置和贫困群体规模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动态变化。第二，相对贫困覆盖范围更广。以往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农村，而相对贫困治理呈散点化、多区域、跨城乡的分布态势。第三，相对贫困群体更加多元。相对贫困是比较性概念，横向比较来看，基于政府扶贫兜底的脱贫群体、农村流动人口群体、城市“三无”及失业人员，因灾或因病受影响人员等，更易遭遇贫困挑战。第四，相对贫困治理目标更高。绝对贫困的治理主要解决温饱和落实基本权利，相对贫困的治理则是满足贫困人员美好生活的需要，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面对上述贫困形势的转变，教育扶贫的对象和内容都将产生显著变化。在以往全面脱贫阶段，教育扶贫重点聚焦特困地区薄弱学校与贫困人口，以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与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生为重点对象。进入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要进一步拓展至城乡并存的薄弱学校及相对贫困家庭子女。在此基础上，教育扶贫的内容不仅仅是要满足“有学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贫困对象在知识、能力、心理、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相对贫困问题，确保“上好学”“就好业”。面对这种全新形势，政府难以再举全国之力、超常规、短期内决战贫困，而必然要将缓解相对贫困作为常态化制度安排。随着行政力量的渐次离场，依靠“国家行动”解决大规模贫困将过渡到依靠多元化、专业化力量解决差异性贫困，“公”与“私”之间将形成新的结构形态。新格局下，社会组织以其自身优势，能够更加深度介入教育缓解相对贫困实践，在优化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满足相对贫困群体多样化教育诉求、创新教育扶贫技术手段、助力教育扶贫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将具有更加鲜明的价值蕴含。 (一)灵活拓宽教育扶贫资源的获取渠道 要有效应对相对贫困问题，资源持续、有效与精准供给是关键。有研究测算，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十四五”期间我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在2亿人左右[2]。面对规模庞大、覆盖广泛、需求多样的新贫困群体，以往依赖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资源供给方式将面临严峻挑战。虽然政府资源动员能力强大，但层级化组织及信息不对称容易催生资源总量不足、整合低效及匹配错位等突出问题。[3]应对相对贫困，教育扶贫资源的持续供给是基础，但对资源的精准化配置和有效投放更是不可或缺。社会组织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善于挖掘、链接与整合资源是其突出的专业优势。借助其丰富的组织网络、灵活的活动范围与多样的资源渠道，能够为不同的贫困群体供给和整合教育扶贫资源。例如，友成基金会通过跨界整合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教师基金会、百度、阿里、腾讯、爱学堂等机构力量，发起面向贫困地区青年教师的“青椒计划”，为这些教师免费提供大量专业、前沿、可持续的教师培训，深受贫困地区教师欢迎。[4]再如，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邮政，推出“爱心包裹”项目，对贫困地区小学生免费发放600余万个爱心包裹，惠及全国2.8万所学校的600万名学生[5]。中国移动慈善基金联合教育部门、中国移动，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打造“双师课堂解决方案”，在网络空间中设置46个主讲教室，200个听课教室，形成“一校带多校”远程教学的联动形式，很好地解决了贫困地区偏远学校难以“开齐课、开好课”的突出难题。展望未来，社会组织通过专业导向、需求本位、灵活多样的服务模式，在教育扶贫需求信息的收集和资源的递送方面，能够与政府部门进行更加深度的协同。这一过程中，“政府责任”与“社会组织参与”将以“融通混合”“互补互济”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复合化机制，将效率、公平、正义价值相统一，更好地满足相对贫困群体的教育需求，纾解相对贫困，提升教育扶贫的效率与效益。 (二)精准适应相对贫困群体多元教育诉求 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阶段更关注人的“体面化”生存与“差异化”发展。[6]受社会结构化“挤压”、环境性“障碍”及生态性“阻滞”的多重困扰，相对贫困群体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选择和承受能力极为脆弱。因此，后扶贫时代如何供给公平且有质量的多样化教育服务，解决相对贫困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优质化教育需求与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社会组织长期深耕一线，机制灵活，识别对象精准，更能适应相对贫困群体需求，在教育缓解贫困实践中有着显著优势。例如，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发起针对0—3岁农村贫困幼儿养育的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人文关爱的“童伴妈妈”项目、广东日慈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贫困儿童心理健康的“心灵魔法学院”项目、扬帆计划与科颜氏联合发起的针对贫困地区学生艺术教育的“艺术课堂项目”、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发起的针对返乡创业青年能力提升的“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等，能够针对异质化贫困群体的教育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柔性扶贫”的优势。[7]更重要的是，相对贫困的问题本质是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问题。社会组织更擅长通过赋权增能的专业手段与科学理念，基于参与式培训、多主体协商、本土与外来知识对话与融入等途径，以“软嵌入”的行动逻辑，引导贫困群体发生积极的思想与行为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贫困群体能够得到持续“赋值”，在生存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增强面向未来的适应能力，在可行性能力不断拓展中逐渐消除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