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贵种与金代政治文明的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善军,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西安 710127)。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金朝建国以前,随着女真社会血缘与地缘的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世婚集团。世为婚姻的诸部长之家,形成女真社会的特权阶层,构成了女真贵种的主要来源。随着按出虎水完颜部地缘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完颜姓族内部渐次分化,与之存有世婚关系的姓族,也因与完颜部亲疏不一,其内部出现了层级差异。女真贵种内部的分化与差异,成为金朝女真族政治等级形成的基础。金朝建国后,金熙宗为了巩固直系完颜的权势,维护以女真贵种为代表的女真民族的统治地位,采用“等威有别”的方式,将世婚集团内部差异进行制度化、定型化调整,不仅明确了完颜姓族的三个等级,而且女真后族群体最终也以两大集团、三个等级的形式呈现于世。这种颇具特色的政治等级结构,随着金朝中后期贵种家族的泛化和民族融合的深化,逐渐走向松动失序,但讫至金末,其对金王朝维护女真民族的统治地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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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明确血缘关系与继嗣关系的文化标识,姓、氏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与家族势力的发展密不可分。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氏族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观念的形成,部分氏族成员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促使氏族内部的个体家庭不断分化,权力与财富成为衡量家庭与家族层次的标准,这类文化标识也随之具有了区别贵贱的作用。“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②随着后世姓氏合一,姓族③群体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演变。从夏商周的世臣,到两汉的豪族,再到魏晋的士族等,作为姓族中权势家族的不同形态,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一脉相承。传统典籍对北方民族早期历史的记载多语焉不详,但事实上血缘因素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同样十分重要。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北族王朝,少数大族依凭家族势力攫取政治权力,左右王朝国运的例子并不鲜见。金源一代,以女真贵种为代表的女真姓族群体,在传续演进过程中,始终与皇权交织相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路径。鉴于学术界对该问题尚无专门研究,④本文对此试作分析,以期深化对金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和政治生态的认识。

      一、女真贵种形成的背景

      文献有关金代女真“贵种”一词的记载,主要出自碑志资料。如:“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⑤“夫人尼厐窟氏……其先本女真贵种”;⑥“初,近侍官例用北方贵种”。⑦但何为女真贵种?其范围是什么?有何特点?史无明确记载。此外,碑志资料中还有“国初,迁种人屯戍中州”“(红袄军)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⑧等语,称女真人为“种人”。历史文献中,“贵种”“种人”曾屡次与北方民族相关联。那么,金代女真“贵种”与“种人”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为厘清此类疑问,有必要先对“贵种”一词的涵义进行溯源。

      “贵种”最早出自《史记·匈奴列传》:“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⑨该条记载不仅明确说明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为匈奴贵种,还交待了此三族为累世官宦的姓族。《后汉书》进一步指明:“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⑩范晔将四氏称为“四姓”,并将匈奴贵种同姓氏范围、家族等级、婚姻集团等诸要素结合起来。这一认知是在“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11)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秦汉时期史书记载的“种”(种姓、宗种),“是指汉人和匈奴单于、贵姓以及乌桓人宗族、家族男性血统的后裔”。时人对“种”的理解,属于血缘关系的概念,相当于后世的“姓”“氏”。这一时期“种”和“种号”、“姓”与“姓氏”,都没有完全抛弃贵族血统这一本义。(12)也就是匈奴单于家族、呼衍氏家族等贵族之男性后裔,属于“种”的范畴,匈奴贵种实指称世代掌权的王族与后族。

      北魏史书中称“贵种”者,只有崔浩称汉人王慧龙“真贵种矣”。崔浩为北魏前期重臣,与鲜卑人交往密切,他所说的“贵种”,极可能源自北方民族的习称。北魏太武帝对崔浩称汉人为“贵种”的行为,甚至还加以斥责。(13)北方民族的部族组织,常以首领名号为部族名称。部族所统领的民众,则可称为“种人”或“种众”。鲜卑族建国前,就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种人”部族,(14)并出现了与拓跋部世代通婚的部族。这类部族与拓跋部关系特殊,而拓跋后妃“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15)北魏建国后,拓跋氏成为皇族,世婚部族的首领家族多转变为王朝政治下的勋贵家族。

      中古时期的汉人,由姓族居住地所形成的地望,逐渐演变成官方认可的用以衡量家族等级的血缘性符号。诚如郑樵所云:“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16)北方民族的姓族,亦与部族或居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严格的等级秩序。北魏孝文帝为推进贵种世族化,颁行“制定代人姓族诏”,促使脱胎于北方民族的“贵种”“种人”开始向政治意蕴更浓、文化属性更加突出的“贵族”“世族”转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17)孝文帝在赋予鲜卑族勋臣“八姓”与汉人“四姓”同等世族地位的同时,也限定了鲜卑“贵族”的姓氏范围。这一做法,可说是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表现。降至唐朝,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唐高宗时为重定姓氏等级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继而唐玄宗又命柳冲等人编修《姓系录》等,(18)无不是依据前世仕籍、姓氏名望以及官职阶品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排次之举。

      这种以姓族区分身份贵贱的方式,虽然已表现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共同文化现象,但在周边民族中无疑更为突出。宋人沈括甚至说:“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19)沈括所举天竺事例稍嫌辽邈,然而,唐时有突厥王族阿史那斛瑟罗为“阴山贵种”,(20)回鹘衰落之后“名王贵种”(21)相继降唐,匈奴单于家族在唐代被称为“击(挛)鞮贵种”,(22)后唐李氏皇族“以沙陀为贵种”,(23)沙陀李氏后裔至元代仍被称“其先沙陀贵种”等,(24)说明北方民族莫不如此。综合来看,“贵种”主要是北方民族用来指代“王族”“后族”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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