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话》在世界革命空间中的传播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2年之后，朝鲜语的译本问世，自此揭开这篇光辉的中国革命文学理论文献在国际上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日译本是《讲话》的第二个国际版本，于1946年出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了国际对毛泽东著作包括《讲话》的翻译。1949年10月法语版的《讲话》出版，随后是英语版翻译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出版。1950年之后，《讲话》逐渐被翻译成昔日主要的殖民主义语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语言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在全世界流行。① 《讲话》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并非由巨大的国际出版资本的利益所驱动，也不是来自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从《讲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到不同国家的过程看，《讲话》总是被理解为一种革命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它总是为那些处于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提供了思想的武器。最近的两篇研究《讲话》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充分说明了这点。魏然《在笔与枪之间：〈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特别讨论了阿根廷作家、批评家里卡尔多·皮格里亚的1972年著作《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说明70年代阿根廷左翼知识界对《讲话》的重视来自于思想界内部斗争的需求：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借助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与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展开斗争，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讲话》里面的“普遍的启蒙”思想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阿根廷本土的民间“反智”理论也有着根本的区别。②李大可、全炯俊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韩国的译介》一文梳理了198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韩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背景，两位作者特别指出，彼时韩国的文学运动正从“市民文学”转向关注工人和农民等社会底层的“民众文学”，《讲话》提出核心问题——文艺为谁以及如何写作——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③我们因此看到，《讲话》在1945年的朝鲜和1980年的韩国的接受缘于不同的斗争的需要。 张旭东在对《讲话》内涵所做的重新阐释中，提出从“革命机器”和“普遍的启蒙”两点理解《讲话》政治哲学内涵。他解释道，这部机器“首先是战争机器，其次是宣传教育机器，然后才是生产审美愉悦的机器。”④“革命机器”说也许是说明《讲话》在世界得以广泛流传的最合适的概念：20世纪全世界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底层民众从事着旨在改变这个由西方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各种各样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改变世界的斗争，而不是依照西方的思想依葫芦画瓢地解释自己生活世界的斗争，而文学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讲话》彻底颠覆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美学，它既是毛泽东本人创造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当世界进入20世纪这个革命世纪的必然的产物，它来自于这个时代“革命机器”的生产实践，最终被毛泽东表述为一套影响深远的理论话语。 因此，《讲话》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历史也就是世界革命的历史。若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研究会迷失方向。举例而言，汉学家杜博妮是西方研究《讲话》的大家，她的著作《1943年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及其评论》在1980年成书后，分别于1992年和2020年两度重版，其《讲话》英译被施拉姆收入10卷英文版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奠定了权威译本的地位。⑤杜博妮的贡献是批评了夏志清等人对《讲话》的误读，并以《讲话》的1943年版本为依据阐释《讲话》重要观点的历史起源。⑥杜博妮的工作尽管富有成效，但她犯依然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即她太关注《讲话》在美国反共的汉学界的接受情况了。实际上，《讲话》在美国汉学界接受的情况与《讲话》在美国的深远影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只有把握住张旭东所说的“革命机器”这个概念，才能真正讨论《讲话》在美国的影响。在美国1960年代，传播《讲话》的“革命机器”是经历了从和平到暴力革命方式转变的波澜壮阔的亚裔和非裔民权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讲话》被美国“新左翼”奉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极为不同的、可以真正指导文化革命的思想武器。美国学者比尔·马伦说： 《毛主席语录》最持久的影响也许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美国的左翼文化上面。第31节“文化与艺术”是非裔美国艺术家和亚裔美国艺术家们最常引用的部分，他们力图从中发展出一套艺术推动社会变革的理论。特别有影响的段落来自毛在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铿锵有力的号召鼓舞艺术家们用文艺为大众的斗争服务。⑦ 1967年，美国“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领导人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正在中国流亡。在参加纪念《讲话》发表25周年的活动时，他高度肯定了《讲话》的现实意义，呼吁非裔美国艺术家们用“我们全部的文艺为大众服务”，并将“革命文化”作为革命阵线的一个重要部分(Mullen，206)。美国华裔音乐家、民权运动者侯维翰(Fred Ho)与比尔·马伦合编了《非裔的亚洲——非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革命政治和文化的纽带》，并撰写了重要文章《毛与中国革命对在东海岸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亚裔运动的指导意义》，⑧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第三世界的革命，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也曾遭受西欧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俄国以及西欧国家比，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数量极少”、“中国人民同样受到种族歧视。”⑨侯维翰指出，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以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只能说明马克思没有能力很好解释欧洲之外的社会经济情况。⑩由此，作者提出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国革命无法由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来反抗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经历民族和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1)在侯维翰看来，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核心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并非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为亚裔和非裔的独特身份认同、反抗白人的统治和文化同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