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叙述的权力机制与听觉性在场

作 者:

作者简介:
廖宇婷,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廖宇婷(1994- ),女,陕西眉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少数民族文学与文艺共同体研究。

原文出处: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后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的非理性、消解性与网络开放的话语权结合,使得视觉文化更具张力。图像叙述铺天盖地,编码者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道德失范的焦虑、对图像叙述功能的怀疑,以及对视觉审美品质的龃龉。这些“图像叙述”问题,一方面的确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另一方面也是保守者偏激宣扬“科技毁灭人文”的结果。因此,在关注图像叙述问题时,还需挖掘其背后技术、审美、资本共同运作的权力机制,强调图像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重要维度——听觉性在场。力求阐明以往将图像与语言、理性与感性、精英与大众视为“二元对立”的不合理性,并试图为狭隘的图像叙述研究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思想与路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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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中图分类号]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2)04-0169-08

       [DOI]10.15886/j.cnki.hnus.202204.0254

       海德格尔在探讨关于人的“存在”问题时提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巴特和维特根斯坦在研究文字、图像与人的关系时也提出了“文字充实图像”“图像俘虏了我们”的鲜明观点。除此之外,丹尼尔·贝尔对当代文化必然由“印刷文化”转变为“视觉文化”的趋势进行了预测,米歇尔也在《图像理论》中从罗蒂哲学史意义上把文字到图像、读文到观图的转变看成是继“语言转向”之后的又一重大转向,这意味着以图像叙述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开始崛起,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们焦灼地呼吁“保卫语言”的现象,正是以图像叙述为主导认知方式的时代到来的确凿证据和明确信号。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应该注意到,当代的图像叙述方式不仅改变了观众和读者的接受机制,折射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因素,而且还记录着历史的隐痛与当下社会的巨大变革,凝聚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丰富内容。

       一、图像叙述的问题表征与权力机制

       从科技层面来看,如火如荼的科技发展使得电子媒介成为文化传授与信息传播的基本载体和路径。从经济层面来看,人们物质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电脑、手机、电视的全面铺设和广泛运用,使得图像叙述拥有了与语言文字争夺消费市场的压倒性优势和实力。从文化层面看,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中心主义,反叛正统思想,张扬个体自由,冲击传统审美心理的情感诉求,能够在门槛较低、环境宽松的网络世界中得到满足。在以上诸多原因的合力推搡之下,蔚为壮观的图像世界对我们传统的以阅读和联想为主的认知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文化必将转为视觉文化,生发出一种“视觉的新美学”[1],并打造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图像叙述。此处的图像应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即图像不仅包含着二维的、静态的图像或者图画,还应当包含三维的、动态的、虚拟的视频图像,也包括直播、联播和“仿像”“拟像”等。无论是静态图像还是三维立体图像,它们的本质都是“描摹、反映或复制与再现”,正如米歇尔所言:“图像的本质在于‘再现实践’……是特定的故意的再现”[2]。换言之,图像是一种“诠释性的技术”[3],是社会文化的表征。何为表征?表征可以简单理解为信息在人们头脑里的呈现形式,其是对客观事物的反应,是信息的编码和存储,包含着视觉形象、声音形式和语言形式等,同一事物的表征形式可能不同,且人脑对同一事物表征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事物的“表象形式”就是具有形象性表征的一种。表征的研究不仅是对于某些事物呈现形式和表层意义的研究,也是对事物表征的复杂性、生产逻辑、深层意义或意识形态的分析研究。所以,对于图像叙述本质的揭示,离不开形象(事物的符号代码),更离不开形象背后的声音形式和生产逻辑等其他因素。简而言之,对图像叙述问题的分析需聚焦于技术水平、图像的权力机制和观者的审美体验等多个层面。

       在现代“看”与“被看”的审美关系中,“观看”早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威,“被看”也不再单纯地处于被动地位。“图像叙述”亦不再是福柯提出的监狱中敞开的时刻监视,即在狱中的“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人看到”[4]。更不再是居伊·德波所说的被审视者、被观看者可以吸引观众、影响观众的“全景敞视舞台”。无论是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还是德波的“全景敞视舞台”,他们都强调了人身体的“在场”。而如今的视频、拟像或仿像的制造,明显已经更进一步脱离了观看中“人身在场”的权力关系,即“观看者和被观看者都可以以一种虚拟的线上身份非在场地互动”[5]。这种不同于传统的观看和参与方式,不仅能反映出新型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张力体系,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现代社会的权力变化趋向,同时也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娱乐至死”的忧虑。

       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权力倾向的代表之一便是“资本”。以金钱为尺度去衡量万事万物的资本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总会潜移默化地宣扬拜物主义,造成人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与极端崇尚,进而致使图像文本越轨行为的频频发生,最终带来诸多道德失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在“图像叙述”当中,最为典型、被使用最为频繁的形象符号——身体(尤其女性身体)就是被资本推向深渊的代表之一。在万花筒式的网络世界里,在图像、视频盛行的电子媒介场域中,人的身体很大程度上被商品化、物质化和客体化,它们被明码标价,沦落为供“金主”消费和消遣的商品。如诸多网络平台的直播中,大量所谓的帅哥美女都将“化妆”和“美颜功能”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为塑造一个美丽诱人的形象,赢得更多的关注和粉丝。他们打扮时尚,或是玩游戏、跳舞、唱歌展现才艺,亦或是睡觉、聊天、逗宠物展现生活,他们竭尽所能地展现自己,目的还是从诸多博人眼球的身体表演中脱颖而出,赚取打赏和流量。不难发现,表演者为了博得关注,满足观众的欲望消费,他们几乎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在这样的场域中,“被看”是证明他们身份的重要途径,而“网红身份”的确认又确实能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巨额红利,这便催生了他们强大的“自我表现欲”。这种欲望有时候不仅摧毁了自我隐私保护的底线,也销毁了自律的道德防线,使“人的身体”客体化为被观看、评价和消费的商品,最终致使色情影片生产行业暴利盈收,且屡禁不止。同样的,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通过弹幕抒发感想、表达诉求,通过评论提出要求、实时互动,也可以以私信的形式与主播结识、线下约会,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观众窥视欲望的发泄和满足。可以说,“看与被看已经成为‘身体’和‘身份’问题的角逐”[6],看与被看都显示出了身份认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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