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铁券是古代帝王赏赐给功臣并使其后世享有某些特权的凭证，也是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最早见诸于《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命人做“丹书铁契”赏于功臣，“……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匾石室，藏之宗庙”。这里的“铁契”即铁券，用丹砂在铁制的契券上记功书写，然后从中剖开，君王和受赏者各持一半，需要时相合以验。这种将君王与臣子的约定载于实物的行为，最开始的时候仅被视作一种符节，久而久之，铁券成为皇权政治的一种象征。①然而，随着冶金业的发达，在唐代以后采用的是将铁券上的字铸成金字然后嵌入铁券。②由于这种铁券具有世代相传的功能，铁券也被称为“世券”③。 虽然铁券制度的记录最早见于汉代，且历代受赏者为数不少，但是真正以实物流传后世的只有唐代钱镠铁券。任何史料的存在都是一种媒介，蕴含着其特性、时间、人与事件，且展现出自身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即在自身历史存在的同时又拓展出不同的历史“现实”，创造出各自的“传媒性”感知④。因此，但凡作为媒介，必是从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⑤所谓媒介，依照德布雷的观点，媒介是一个中间体⑥，是“包含符号化方法、传播的社会编码、物质载体和记录设备的‘设备—载体—方法系统’⑦”，本身就与其所处的位置相关，如果其位置发生改变，其所具有的地位同样发生变化。⑧正是这种“中间”为我们看自然、人和媒介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它们在趋奔会合中间各成其事。⑨如德布雷所言“没有一种新的主观性不带有新的记忆工具(书籍或者书卷、国歌、徽章、像章或建筑物)，这一系列的操作系统就是将有形和无形的建筑、思想和实物混合在一起。”⑩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中间”的媒介，管窥、认知、操纵和改变社会与自然。 在海德格尔看来，“揭示”不是简单的挖掘，而是将此前被隐藏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释放出来，而这种行动又会产生各种未知的后果。(11)钱镠铁券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揭示”。唐昭宗时期，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奉命讨伐谋反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钱镠获胜后，唐昭宗为嘉奖钱镠这一功绩，对其加官进爵，并特赐铁券一道。钱镠为此备上谢文表示对皇恩浩荡的感激，并表示自己同子孙一道尽忠职守维护唐王朝安全。因此，钱镠铁券作为一种古老的组织媒介，是维系中央与地方势力组织秩序的工具，是当时政治活动过程中的要素之一，是唐代朝廷政治秩序建设的手段之一。钱镠铁券反映了唐代朝廷对媒介的理解：媒介是政治秩序建设的内在的工具。然而，这一内在指的是媒介在政治活动过程(政治活动主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起着建构与解构政治秩序的作用。钱镠铁券在建构唐王朝政权稳定的同时也孕育着解构王权的结构性能动。直到后唐时期(公元923年)，钱镠在吴越称帝的行为将这种解构唐朝皇权的行为完全显露出来。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回顾发现，钱镠铁券在唐朝统治中发挥着一种媒介性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表现为一种矛盾：一方面维系着唐朝廷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噬着其统治。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媒介的视角“揭示”钱镠铁券对唐朝廷统治的维系与反噬的双重作用有何种表现?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 二、考察对象与分析维度 作为一项制度，铁券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两汉魏晋的草创阶段、南北朝唐宋的发展阶段、明朝的完备阶段(12)，钱镠铁券则是在发展阶段出现。通过对钱镠铁券研究可以管窥彼时唐朝社会的变化。唐朝初始阶段，铁券不赐予外姓。因此钱镠初次求赏赐铁券时曾被拒绝，但后来唐王朝晚期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皇权的稳固必须依靠忠于朝廷的官员维持，于是厚赏帮助中央朝廷出兵助战的地方节度使。钱镠因平定董昌叛乱而获赏铁券。《常州社唐钱氏宗谱》中记载道：“钱镠(公元852-932年)，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谥武肃。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唐昭宗为犒赏钱镠平定董昌叛唐称帝获胜而赐铁券，上面载有皇帝的承诺：钱镠本人可享有免九次死罪、子孙免三次死罪，若触犯国家法律也不得过问的特权。世人形象地称此券为‘免死牌’‘生死牌子’。”至于铁券所镌刻的文字，流传有诸多版本，钱氏家谱、《沙孟海论书文集》等文献资料均有记载，其中以《吴越钱氏家族文化研究》对钱镠铁券上所铭刻的文字的论证与考究最为详细，该文献考究了《全唐文》《吴越备史》《十国春秋》《钱氏家乘》等文献资料，最终确定了钱镠铁券所载的文字。不仅记载了加官进爵之事：“……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监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壹佰户钱镠……”，还记载了皇帝对钱镠本人及其后世的承诺如下：“……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维钦哉!……”从铁券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钱镠求铁券原因，而帝王也借由铁券的赏赐笼络忠于朝廷的官员。虽为不得已之举，但换来一时安稳，维系天下统一的局面。钱镠收到铁券之后对朝廷也表达了谢意，并称会忠于唐王朝。《吴越首府杭州：及北宋东南第一州》中记载着钱镠的谢文：“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贾祸。圣主万岁，愚臣一心。”然而铁券的赏赐并非是皇恩浩荡的表现，而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妥协。因此，钱镠也并未真正忠于唐朝。后唐时期(公元923年)，钱镠在吴越称帝。此外，朱温谋反杀害唐昭宗，钱镠并未阻止且顺服于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这些行动都体现出钱镠与唐朝关系的变化，体现出以铁券作为媒介时，地方与中央关系之间的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