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文化资本的形成与消费社会的再结构化

作 者:
全燕 

作者简介:
全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由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在平台社会里有了新的注解。作为平台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网络应用所开发的评价体系、排行榜等正在拓宽文化资本的边界,并作为平台文化资本的主要形态,成为推动平台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力量。无数用户在算法的“牵引”下产生消费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评分机制成为一种形成于平台同时也造就了平台的新型文化资本。平台通过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打造了日渐完善的“界面生态”,成为平台文化资本形成的环境基础。以评分机制为代表的平台文化资本以制度化的形式不断强化用户认同,继而带领用户走向界面统治与规训的时代。在此基础上,数据化的移动界面形塑平台消费的组织构架,算法重构了消费时空观念,二者加速平台文化资本的增值及其往经济资本的转化,成为消费社会再结构化的重要推手。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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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网络泛在化和智能终端化成为常态,新兴平台应用的崛起正在培育人们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逐渐习惯于按照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例如会根据大众点评的信用评级和打分来衡量餐厅品质,通过淘宝、京东等购物软件提供的用户评价来规避买卖风险,依靠携程、美团的排名推荐来决定酒店、观影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借助平台、算法、协议等构建起来的,由消费者、商家共同参与的,以网络口碑意见为主要形态的评分机制和取舍标准,逐渐成为一种新兴资本,并借助平台应用的普及不断拓展其影响力。在平台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中,值得关注的一种操作就是在平台消费空间培植这种新兴资本,建立某种秩序,获得话语权力,从而引导消费。这种新兴资本在悄然改变传统商业信用评价方式的同时,也使消费社会再结构化成为可能。

       要理解消费社会再结构化的过程,就需要破解平台机制如何借助新兴资本的力量,颠覆既有消费制度的安排。因此,深度解读这种新兴资本形态将是本文的研究起点。依靠评分机制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资本?它如何形成于平台之中?如何获得合法性地位?如何成为消费社会再结构化的重要推手?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回到对资本的探究上。经典的资本研究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资本的剥削形式和手段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异化形式。随着技术变革引起生产和生活的巨大改变,资本的概念在复杂社会形态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ie)发现,“理论上我们对资本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把理论张力深入到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的解释中,在正在展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探明异化的形式”①。作为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②的实践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对被政治经济学忽视的文化实践的资本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对于洞察当前平台社会的再生产实质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当人们在平台上源源不断贡献口碑意见,形成一种数字劳动实践,即构架起了规模庞大的文化再生产机制。而资本产生的过程就是生产过程本身,我们需要将资本分析引入文化生产的场域,以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新兴资本形态——“平台文化资本”的形成和认同过程,及其实现价值增值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剖析消费社会再结构化的原因和表现将有助于揭示平台社会发展繁盛背后的真相,从而开启平台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

       二、文化资本与“平台文化资本”的形成

       文化资本作为社会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最早来源于布尔迪厄写于1979年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③一书。该书在分析社会群体如何借助文化知识、惯习和品味所带来的优势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使用了文化资本这一关键性概念。布尔迪厄发现,经济资本是以劳动积累的物质财富为形式的资本,这种劳动在产权中被制度化,并为资本所有者带来货币回报。相应地,文化资本是体现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资本,这些性格和能力赋予了文化的某种客观形式以资本的特权,并在文化标准中制度化。文化资本包括学术标准、评价、教育资格等,也能为其持有者提供回报④。在他看来,对文化资本的制度性控制,以及文化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对统治阶级维持其地位至关重要,对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也至关重要。可见,相对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多了一层文化批判的色彩,它能够帮助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们揭露潜在的、制度化形式的文化统治,以及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状况。

       不过在新媒体激增、文化形态丰富的全球化和信息社会中,布尔迪厄基于1963年至1973年收集的法国数据所剖析的文化资本状况显然已与今时大为不同,如果文化资本继续以不变的形式存在,将会影响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因此,一部分研究者开始讨论文化资本概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并主张将文化资本的分析与布尔迪厄广义的文化理论进行分离。2000年左右,在欧洲大陆兴起的消费文化研究中就涌现出了后布尔迪厄潮流。Pasquier等认为,巴黎文化精英的年轻后裔在美术和古典音乐方面的造诣不一定是他们的财富,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的技能可能远不如那些把业余时间花在电脑游戏上的同龄人⑤。作为世代交替的影响,流行文化本身即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⑥。北美的研究者也认为,文化资本今天仍然可以被识别,但这个模型已经偏离了布尔迪厄的最初描述。Swidler将文化资本描述为惯习、技能和风格,这些决定了一个人如何感知和与世界联系,由此引出了一种更丰富的文化资本认知,即将文化资本视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而不是阶级地位的标志⑦。Erickson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与布尔迪厄最初分析的法国背景相比,美国的文化边界往往更加模糊和不稳定。例如高雅文化就对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文化盛行的商业机构影响较小⑧。在中国,研究者注意到文化资本存在于支持人类活动的社会网络和关系中,因此对文化资本概念的使用也更加宽泛。例如鞠春彦等将文化资本用于网络社群研究,认为核心粉丝能够获得符合社群运行逻辑的文化资本⑨。周葆华将新媒体采纳作为社会空间内的文化资本,研究了其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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