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打破“人的尺度” “现代城市存在于软件指令的迷雾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实践都以代码为中介。”①这个二十年之前的论断，仿佛就是当前城市运作活生生的写照。当代都市人只需假想脱离移动网络生活仅几个小时，就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软件代码系统已然成为最重要的媒介，渗透在当前都市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学者将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城市称为“可编程城市”②，这与媒体-城市的过往形态如印刷城市、影像城市等有何不同?很显然，媒介技术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软件通常以微妙和不可见的方式嵌入到对象和系统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③所谓无意识，即是针对人的意识而言的，数字技术绕过了人类的感知而发挥作用。如果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这种技术与城市勾连的方式迥然有别于大众媒介，最根本的区别可谓打破“人的尺度”，即数字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界限。 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尺度”的突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其一，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和后现象学早已指出，人这个物种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④没有技术的人类生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⑤。人与技术早已形成了共生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外化。在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中，所谓打破“人的尺度”的特殊意义在于，数字技术造就了人、媒介、城市的新型连接及转换关系，这与大众传播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立在印刷和电子模拟技术基础上，大众媒介主要依赖于两种方式达成人与城市的连接：信息内容影响受者意识，信息方式改造人的认知尺度。大众媒介成为整合现代性城市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城市模式中，媒介技术创造的符码是诉诸人类的感知器官，大众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连接是通过人的感知和行动实现的。数字技术的不同在于，它采用二进制这个用于计算机软件系统识别的符码，创造了人与机器对话的语言，如此，人与机器的连接不再依赖于人的感知，即所谓技术无意识。在这种城市模式中，人和万物夷平、齐一，汇聚到数字技术系统中。人的尺度，转变为人与机器耦合的新尺度。 其二，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著名论断。据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概括的，西方思想分三种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聚焦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聚焦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聚焦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人文主义。⑥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针对神权垄断，重新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希腊思想，确立了以人而不是上帝为中心的理性精神，开启了启蒙主义传统，确立了人之主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里程碑式的解放意义。但正如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成为替代神的权威。⑦二战后，“人文主义理念受到极大质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诸如女性主义、非殖民地化、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和平主义运动等新生的社会运动和青年文化推动下，反人文主义的行动主义标识逐渐形成。”⑧人文主义受到的最大质疑是预设理性的人作为历史和宇宙的中心，将自然视为与人类主体对立的客体，这种观点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思潮、后人类理论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力量。哈贝马斯评价说，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⑨兴奋，意味着开启了崭新的思考面向，焦虑则在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编程城市在这个层面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人类主体的界限，重置人与环境、技术之关系，将主体的疆域拓展至赛博人、人工智能，可编程城市成为一个包容多元非人主体的复杂性系统。 彼得·伯克指出，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⑩布洛克认为，这体现了城市异质人群汇聚的活力对于人文主义传播的作用。(11)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探索人的个性。(12)现代性的城市社会对于人的刷新，是确立了人作为理性的主体及宇宙中心的地位，建立了人与物的主客体模式，开启了启蒙时代。当前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再造，则在于打破现代性建立的这一“人的尺度”，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调适人与技术、机器、环境、自然的多重关系。 沿着上述思路，本文以媒介视角的可编程城市为聚焦点，立足当前中国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并进一步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新型媒介文明。文章在可编程城市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媒介的视角，以三个层面——使用层、软件层、基础设施层为框架，描绘媒介视野中可编程城市的基本涵义，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媒体-城市的新形态。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权利与权力的重大议题，以二维码历史与应用、疫情期间社区沟通等本土化实践为经验，展示软件代码系统呈现的可编程城市权利和权力的新样态。结语部分以软件代码系统创造的新型时空，展现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的一种崭新状态，进一步阐明人与技术系统耦合的新尺度，既构成了当前的历史事实，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智慧及自主性。 可编程城市：软件代码系统连接人与物 “可编程”一词的出现，同现代计算机的发明直接相关。在20世纪中期以前，英语中只有“program(程序/编程)”这个单词，而没有“programmable(可编程的)”或“programmability(可编程性)”。(13)自17世纪起，program主要指“公开的通知”或“描述性的计划”，(14)直到195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兴起，才开始被用来表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自动执行的编码指令”，并逐步作为一个动词(toprogram)使用，(15)指“以电脑可自动执行的方式表达一项任务或操作”(16)，由此才有了“可编程”的说法。可以说，可编程正是数字机器的“原生特质”。(17) 狭义的可编程，主要指在软件设计和开发背景下，程序员可以重新配置开源操作系统，或是通过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在某一平台架构和数据的基础上，搭建新的应用程序。(18)根据能否调用数据、调整界面设计、影响底层技术框架、改变数据结构等，可区分不同程度的可编程性。(19)今天，越来越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开始讨论“可编程”，通过援引计算机科学中的关键概念，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首先将可编程视作数字技术“最基本的属性”(20)，“标志着数字机器与模拟机器的区别”(21)：数字技术通过数值化的方法，将万事万物转化为数字符码，由此世界具有了可编程性。在这个背景下，软件代码不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应用或产品，而是“世界的创造者”(22)和“社会的引擎”(23)，“强势渗透并形塑当代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嵌入了流程、建筑、环境、器物和媒体，植入了人体、动物和植物”(24)。可编程也不只涉及代码指令的编写，而应理解为代码嵌入多重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不断重构世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