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K9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22)03-0082-11 西湖景观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在传播中得以确立。传播的本质是“交流”，城市文化的传播是构建城市公共性的基础，其核心过程在于吸引公众参与，并在传播中形成公共精神和文化认同。西湖文化景观肇始于9世纪，成型于13世纪，兴盛于18世纪，并传承发展至今，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化与传播中形成了“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西湖景观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具有典范价值、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和关联价值。②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文化精英对西湖的湖光山色、历史古迹以及风俗人情进行了艺术创作，以“诗情画意”“寄情山水”之文化特性引发了数量巨大、雅俗共赏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创作，使其成为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园”，以及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天堂”。吴自牧《梦粱录》、张岱《西湖梦寻》、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等大量文本中对西湖似“梦”、如“天城”的表达，塑造了其“乌托邦”的色彩。在艺术创作和媒介传播中形成的媒介记忆，塑造并强化了西湖景观的审美形象与内涵。 二、由诗入画：西湖“乌托邦”景观形象的确立 西湖景观审美形象构建与文学艺术创作密不可分。从景观形成和传播的角度来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诗化景观，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对西湖景观的审美灌注，使得“天人合一”的山水空间变得诗情画意；二是景观塑型，南宋画院画师对十个典型景观进行“以诗入画”，从而使“西湖十景”成为历代山水绘画的母题；三是康乾对“西湖十景”的钦定，确立了景观游赏具体位置，盛世景观的“圣境化”传播具有政治隐喻功能。在此过程中，通过“西湖十景”的集名扩展，元代“钱塘十景”、清“西湖十八景”，直至近代以来的“新西湖十景”“三评西湖十景”等，进一步扩大了西湖的传播效应。 (一)诗化景观 西湖景观的文化积淀之深厚首先在于其多样性。因为审美主体对不同景物的欣赏或是同一景观被不同的主体欣赏，所呈现的西湖形象形态迥异，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公共性，从而赋予西湖不同的生命形象、人文价值和审美特征。比如，白居易眼中生动而明艳的西湖，有着世俗的悠闲与快乐：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1] 而在“梅妻鹤子”的林逋眼中，西湖是安静而脱俗的： 底处凭阑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2] 在唐代，白居易、宋之问、元稹、刘禹锡、李绅、张祜、储光羲等一批诗人，通过诗情画意、情景交融发掘西湖“似画”的本质。张祜《题杭州孤山寺》亦有“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不雨山常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合，空院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出北林”，诗中最早出现“断桥”字样，使张祜成为后世西湖诗中常被提到的名字。张祜还有一首《早春钱塘湖晚眺》：“落日下林坂，抚襟睇前踪。轻澌流回浦，残雪明高峰。仰视天宇旷，俯登云树重。聊当问真界，昨夜西峦钟。”也写出西湖如画面貌。 而在宋代，众多文化名流与官员游赏西湖，潘阆、林逋、柳永、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苏颂、秦观、杨万里等都曾赋诗文赞扬西湖美景，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潘阆《酒泉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 对于西湖景观审美形象的构建影响最大的要数白居易、苏轼两位主政官员。白居易在杭州主政三年，写诗百余首；而苏轼两度任职杭州，西湖诗词的数量超过了白居易，其诗词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西湖的文化景观。清代浙江巡抚阮元在《嘉庆三年西湖始建苏公祠志事》写苏轼在西湖的功绩：“苏公一生凡九迁，笠屐两到西湖前。十六年中梦游遍，况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识西湖全。” 首先，白、苏二士诗化了西湖“人间天堂”的形象。白苏两家的山水诗歌中，因其才情和极高的审美力，往往能发现西湖各时各景之美。如白居易写西湖的四季，除了著名的《钱塘湖春行》之外，《杭州春望》更将西湖美景描摹尽致： 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3] 再看其赞美夏天的诗句：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4] 写秋天的《湖亭晚归》： 尽日湖亭卧，心闲事亦稀。起因残醉醒，坐待晚凉归。松雨飘藤帽，江风透葛衣。柳提行不厌，沙软絮霏霏。[5] 以及写冬天的《雪中即事寄微之》： 连夜江云黄惨澹，平明山雪白模糊。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一万株。[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