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2)07-0015-1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八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一经典，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历史语境，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提出并加以论述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问题，弄清楚他究竟讲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那样讲，他的这些讲法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效果。同时，我们也需要跳出具体历史语境，从一种更为阔大的历史视野中分析这一经典中有哪些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思想观点，思考和阐发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现代性美学发展史上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后一方面的深入思考和理论阐发不仅将使这一经典文本的思想意涵和理论价值得到更为立体的与深度的呈现，而且有助于促进《讲话》从一种历史形态的话语存在向当代形态的话语建构的转化，从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向一种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提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世界美学之林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重要地位。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差异所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范围内的发展，并不都是以相同的理论面目出现的，而是展现为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形态。以比较的观点概括言之，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如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称为社会学美学或认识美学，以列宁、葛兰西、日丹诺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称为政治美学，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英美新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可以称为文化美学或文化批判美学。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如何加以概括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在总体上展开研讨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内外的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较多是从文艺与革命关系的维度理解和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比如美国学者梅·所罗门在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选读本中，就将选自毛泽东《讲话》中论文艺批评的三段话以“文学与革命”为标题编排在以“日丹诺夫主义”为总题目的第四章之中①。“日丹诺夫主义”在西方是文艺政治化的代名词。英国学者戴维·莱恩在其《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也写道：“(1929)在农村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制订了在红军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工作的政策。这一政策决定，要采用壁报、音乐、舞蹈和戏剧的形式使艺术和文化工作成为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心。它标志着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一场重要的‘宣传鼓动’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在毛泽东1942年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达到顶点。”他又说：“在《讲话》里，毛泽东有一段话，在继续阐明中国社会中艺术实践的作用时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了艺术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文艺从属于政治斗争，但它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方面却是必不可少的。”②显然，所罗门和莱恩都是将《讲话》视为一个政治美学文本。在国内学界，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和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无论是肯定《讲话》精神的主流学界还是反思其理论局限的少数学者，通常也都是从政治美学维度看待其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的③。直至当下，仍有学者认为《讲话》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文学政治学文本，而且是第一个正式文本④。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跳出政治美学的认识思路，将以《讲话》为经典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概括为人民美学。比如冯宪光教授就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审美主体论中确立了人民主体的身份，是一部系统论述人民主体身份的人民美学主体论著作。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对于建构现代性的人民美学贡献最大的就是《讲话》。它的理论创新性和地位就在于，继承和总结了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成果，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人民主体论”的美学观点，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美学的根本立足点⑤。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冯宪光对人民美学论、人民文学论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与阐发，对人民美学与以康德美学为基础的中国当代知识精英的审美主义美学之间的界限做了区划与辨析，尤其是他还进一步将对于《讲话》美学精神和主旨的认识扩展到了对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认识之中。他明确概括：“如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毛泽东的人民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美学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它同时也贯穿在毛泽东所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之中。”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我们党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强调，人民文学、人民文艺、人民美学的提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的学者借助人民美学的概念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中的底层写作，更有学者从人民美学维度研究习近平的文艺思想。 如何看待对于《讲话》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概括呢？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将《讲话》视为一个政治美学文本，还是一个人民美学文本，都是有文本根据与历史根据的。在《讲话》的引言部分，也就是1942年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开宗明义说道：“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又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⑦基于这个目的，毛泽东提出并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由此来看，将《讲话》视为一个政治美学文本，有文本依据，不能算错。不过，除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之外，《讲话》还着重提出和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讲话》的结论部分，也就是5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则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作为一个基本的、中心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就此明确回答说，革命文艺是为人民大众而不是为剥削者、压迫者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文学，“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⑧。毛泽东指出，由于人民大众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而在当时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所以在“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上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还讲到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体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问题、整顿作风问题，而这些问题也都是以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观念为前提加以展开的。由此来看，将《讲话》称为一个人民美学文本，也很切合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