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意义上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先驱，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早在《矛盾论》中就已成为毛泽东关注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结合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本文梳理了毛泽东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辩证唯物论的创造性阐释，批判了自第二国际以来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提出了更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设想，为理解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二，通过反思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指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必要性。第三，界定了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将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视为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毛泽东的上述理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当代制度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即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议程，另一方面也在方法论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是理解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理论资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以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为先决条件的。然而，生产力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时序上的、或“事先”意义的因果作用，即生产力的改变居先，生产关系的变化要以生产力的改变为前提；经济基础的改变居先，上层建筑的变化以经济基础的改变为前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诠释，被称作“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在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期就已成为流行理论。此后，以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标志，更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流”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过几次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最早的争论开始于19世纪末。当时，为了抵消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影响，恩格斯在给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五封书信里特地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新表述。恩格斯以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流行，源自他和马克思早年表述上的缺陷，以及后人理解的偏误，没有意识到他事实上亲自发动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不过，当时的争论还具有纯理论的性质。十月革命爆发后，围绕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这场革命中的适用性，引发了第二次争论。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普遍站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基础上，指斥十月革命缺乏相应的生产力基础，认为这不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拥护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中看到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局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理论张力。例如，日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立即撰写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他提出：“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① 与此同时，在即将爆发“五四运动”的中国，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现实中的适用性，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所关注的问题。在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里，李大钊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一个矛盾，“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李大钊的上述见解，可以看作国际上围绕十月革命而产生的理论分歧在中国的反映。② 十月革命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1923年，在去世前不久，列宁撰写了《论我国革命》这篇短文，对来自第二国际的意见作了回应。他提出：首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其次，“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 笔者曾将列宁的这个回应称作“列宁晚年之问”，其中包含以下深刻的含义： 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同时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不仅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相对落后的俄国，体现了特殊性或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在这里，列宁事实上区分了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体现一般性的道路，即以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更替；另一条是体现特殊性的道路，即先改变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再继之以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解释的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则属于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 第二，列宁还提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与世界历史一般性法则即制度变迁第一条道路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他看来，通过上层建筑革命所造成的制度变迁，必须最终推动生产力和文化的根本进步，才能促成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跃迁。这意味着，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最终还是要回归第一条道路。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列宁在革命后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劳动生产率进步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关键因素。④ 笔者曾将列宁的上述思想，概括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主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是生产关系更迭的唯一动因。而在列宁的阐释中，其一，生产关系可以为上层建筑的革命所改变，具有相对于生产力的某种自主性；其二，由于上层建筑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促成向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因此，不管造成变化的直接动因是什么，要造成生产方式整体的不可逆变迁，最终要以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为前提。在这里，列宁事实上承认，生产力未必一定在“事先”(ex ante)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但一定会在“事后”(ex post)的意义上、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这种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汲取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但避免了其机械决定论的弊端。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