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和话语体系。通过革命话语的建构和传播，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从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层面深刻重塑了人民的思想。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在中国，对于社会的意识的深化根本上是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变革的产物”①。从中国革命到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文章、讲话、指示中的新概念和新论述至今仍是我们谈论中国问题和展开学术研究的预设前提和基本资源。可以说，毛泽东所建构的革命话语塑造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谱系和知识谱系，其革命话语中蕴含的主体性思想和现代化逻辑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依据。 如今，党中央和学术界都关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实际上，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来就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积淀。就我国来说，当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建构的话语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理论和道路探索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话语的延续。因此，厘清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和建构路径，不仅是贯通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和逻辑理论的需要，也有助于揭示毛泽东革命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并形成认同的具体机制，从而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借鉴。 一、从革命任务的确立到现代化实践的主体转换 “革命”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从广义上说，“革命”指的是推动事物性质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革命”源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传统观念中，“‘革’者，改变之名也”，“命”即天命、天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②，“革命”即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具有顺应天理与民心的伦理价值。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现代革命意味着激烈而彻底的社会秩序更迭和质变，是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用极端手段推翻并取代另一个阶级并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它以全新的政治制度结束周而复始的政体循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革命”则意味着不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碰撞与新旧更替。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表征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顺应民心的道义性和全面变革的彻底性：革命是大规模的根本性改变，“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即“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③；“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④。也就是说，革命意味着夺取政权并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直达社会矛盾根源的深刻性；也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社会解放、思想文化解放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具有覆盖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性；还意味着破旧与立新相统一，具有合乎民族特点的实践性、具体性与策略性。历史地看，近代世界各国的革命性质并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⑤。为此，中国革命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客体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在殖民文化和封建文化压迫下的客体地位，通过这种变革，民族独立和生产力解放才能得到实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首先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这是明确革命对象，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依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⑥性质，半殖民地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压迫，它昭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半封建意味着中国在形式上保留了封建社会国家机关及主权所有，它指向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们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自资本主义开启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世界各国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现代化的一般过程，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过程同样需要经过商品经济、市场、民族资本主义等因素发展积累的阶段。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存在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受阻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探索，是工业文明兴起后全球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最初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作为客体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主体、动力和发展进程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从政治上看，中国现代化起步不是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而是既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力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无力变革制约经济基础的陈旧上层建筑。从经济上看，帝国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虽然瓦解了我国的自然经济，但是他们控制着中国的贸易口岸和交通运输，还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经营重工业和轻工业，这就使得中国内生的商品经济和工业生产的规模难以扩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都相当单薄。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⑦，作为客体的中国在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只是市场和原料产地，生产的发展永远处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底层，既无法自主发展经济和产业部门，也无力将内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壮大，财富积累和产业升级都无法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原料的种植生产和工人的劳动最终会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养料，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将长期处于落后和被支配的地位。从文化上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没有西方社会那样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思想解放的基础。归根结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存在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沦为资本主义附庸。相应地，实现民族独立，改变客体状态，就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933年以来，毛泽东就在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论述中反复提及独立，将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⑧视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权力和最迫切的任务。不独立意味着奴性和依附性，独立是个性发展的前提，也是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从国家的角度说，“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从人民的角度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⑨息息相关。独立意味着政治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权利和地位，经济上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自主掌握以及文化方面自身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统治阶级，变革社会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最终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从而实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