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009-10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4.002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主要位置和居于统摄地位的矛盾①。它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各类社会矛盾的存在方式和化解途径，从而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状态和面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各个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制定和分析事关全局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工具”。它的提出和确立，是毛泽东在充分吸收前人思想成果并紧密结合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话语体系进行创新的结果。全面深入探究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相关问题，对于进一步厘清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分析和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演变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基础 (一)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是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和确立的主要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过矛盾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但他们在关于君王治国、君民关系等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常常蕴含丰富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韩非子·扬权》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②韩非子在这里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各种“问题”并不是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而是有的处于重要位置，有的处于次要位置，因而要抓住关键，要注意“执要”。《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③孟子的观点着重说明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并不是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是始终存在着“轻重缓急之分”的特点，即“天时”因素在战争中不如“地利”因素重要，而“地利”因素在战争中又不如“人和”因素重要。毛泽东对此类中国传统文史典籍有较为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他在私塾读书期间阅读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本，对其中的“中流砥柱”“物极必反”等蕴含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成语以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等体现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名句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成语”和“名句”后来“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的语言素材”④。同时，“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⑤。通过对这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毛泽东对于“矛盾”的相关论述以及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有了个人的理解。例如，毛泽东在阅读《朱子语类》中关于“大本”“小规”“枝叶”“根本”等具有明显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表述后，在致黎锦熙的信中阐述“救国之道”的思想时，明确提出了“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⑥等体现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观点。经考证，“毛泽东辩证法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碰撞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辩证法元素”⑦。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的相关论述还时常带有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毛泽东对这些思想的学习依然成为他能够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认为各种矛盾之间以及矛盾双方之间始终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那就不存在矛盾的主次之分，也就不可能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过矛盾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但他们的思想中也都蕴含了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唯物史观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时，不主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均衡关系，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和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阐述经济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纠正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等人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等同起来、平衡起来看待的做法，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其中也蕴含了鲜明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可以说，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论述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1920年就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⑨，在1926年6月以前阅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⑩，在1932年4月后的一段时间里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阅读过斯大林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11)，在长征途中阅读过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12)，在1936年8月以前阅读过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和李达寄给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3)，在1936年11月—1937年4月仔细阅读过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4)，在1937年7月以前仔细阅读过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5)。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不同程度蕴含了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在阅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中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深刻影响，例如他在阅读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后，对列宁批判“左派”不要党的纪律和集中等事实上否定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做法极为赞同，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反对部分党员和红军坚持革命关门主义策略等否定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幼稚病”做法，主张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具有非均衡性，认为“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16)。可见，毛泽东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或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著作时确实深受蕴含其中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影响，而“这种思想倾向是主要矛盾理论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思想材料”(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