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发展和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两个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实现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体意识和方法论自觉。揭示毛泽东在推进“两个结合”中的方法论特质，对于我们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是以问题为思维起点的。问题必须是具有现实性的真问题，这样的问题才蕴含着解决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合理性，因为“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①。科学的理论必定是从真问题出发的。何为真问题？真问题是现实矛盾的表现，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发现问题要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马克思正是在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一“苦恼的疑问”的关注中，开始思考现实问题，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只有解决了那些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才能改变现实。而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是认识现实，或者说认识以问题存在的现实。②任何理论都是针对时代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正是时代问题的不断转换与解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亦是如此，始终与“中国问题”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③，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④。 1840年以来，民族斗争、阶级对抗、中外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大变动，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从政治体制到思想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使民族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性转换，这是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求索的问题，其间充满着曲折、艰辛和屈辱，也充满着斗争、创造和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那些彷徨苦闷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中俄两国国情相似，“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⑥。正因为此，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⑦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走俄国人的路”⑧才是唯一出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走进中国，为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为把握和解决中国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⑨ 要发现真问题，就要做好调查研究。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都要通过实践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⑩马克思、恩格斯从投身革命起，就极为重视并亲自参加社会调查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11)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不仅广泛搜集各类经济文献和统计资料，还阅览和研究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相关学科的著作，摘录的书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一百多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12)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19年9月，毛泽东设想成立“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他还非常重视研究问题的方法，认为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问题必须实地调查，没有条件实地调查的，“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13)。 毛泽东认为，要把握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质，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本本主义”，必须深入实践中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报告和材料。1927年3月，为了回应当时存在的党内外关于农民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将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主体之中。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0年5月、10月，毛泽东分别对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状况展开深入调查，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据，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可见，只有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才能了解事实、把握问题，进而求得方法、解决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广泛的调查研究概括、提炼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结晶，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与学风。问题是“实事”与“是”的结合点，是“求”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的建构是从逻辑起点出发，逐步展开、演绎理论的全部内容的过程。逻辑起点贯穿理论体系的始终。因此，我们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的总问题。问题是对客观矛盾的理性把握。有的问题虽然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是真问题，但并不是主要矛盾的反映。“总问题”或“时代问题”才是关键问题。不是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时代问题。只有那些影响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才是时代问题。只有从时代问题出发，才能合乎逻辑地把理论构架起来，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向何处去”是自1840年以来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问题。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5)出发，找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突破口。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刻考察和深入分析，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到何处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