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近代中国对于货币问题的思考在新的语境下显示出新的内涵和目标。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暂任职结束后，继续坚持未尽的事业，于1912年12月提出以“钱币革命论”为旗帜的纯粹单一纸币论。这里就以孙中山先生关于货币问题的代表文献为中心，从治国理念上解读孙中山对于货币问题的定位，分析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货币问题的思考。从中国自身的古今对比以及当时的中外货币环境来看孙中山单一纸币论的地位和性质。在今天数字货币的纷扰让人们对于货币又产生迷惑的情况下，从货币的历史与逻辑来看纸币的未来。 一、孙中山国家治理的“股份公司论” 孙中山（1866-1925）是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国家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思考，是我们认识其“钱币革命论”的重要前提。他从走上革命道路起，建立新的美国式共和制国家便成为他的国家认同。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来贯彻他的建国和治理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下，他提出了“国家是公司，国民是股东”的民权主义解读。 第二个是民权主义。在十三年前，国家的大事只有皇帝一个人管，百姓都不能过问。……满清皇帝专制的时候，也是这一样。到了辛亥年推翻清朝皇帝以后，我们才是主人。现在是民国，是以民为主的，国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这就是把国家变成大公司，人人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公司内的无论什么事，大家都有权去管理。这便是民权主义的精义。（《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 “民国四年，袁世凯自己做皇帝……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现在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利用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民国成立以来不过十三年，为什么被人拆台，就倒过了两三次呢？就是由于国基不稳固。”如何成就稳固的国基呢？其中之一，就是要像股份公司那样，让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犹如公司和股东的关系，公民参与公司的管理，从心里支持民国的事业。 那么股东是不是仅仅止步于有权参与管理呢？1924年11月3日，他做《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时，反思十三年不断失败的沉痛教训，谈及革命者与革命事业的关系，又以股份公司的运作原理为例进行说明[1]。主张革命者像商人建立股份公司一样，拿出自己的本钱贡献于革命，不得求短期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 孙中山从中国革命的思想渊源论及对欧美传入的平等自由思想的误读，国人将欧美的平等自由，误读为个人的平等与自由。他认为“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而“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 因此他希望革命者要学习商人入股建立股份公司那样投身革命。商人在股份公司运作中，初始必须勇于牺牲付出本钱，掏出巨大资金入股，并且不得探求短期获利，才能获得股份公司的成功。 没有本钱，什么生意都不能做。许多革命党不肯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没有本钱。他们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争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红利，必须有时间问题。以商人的思想简单，尚知道有时间问题，尚知道要等侯，难道我们有知识的阶级，尚且不如商人吗？党员在党内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东在公司之内，不能任意收回本钱一样。大家要来参加革命，头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学商人拿出大本钱来。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黄埔学生、革命者学习股份公司的运作原理，第一要拿出本钱，将团体的平等自由置于个人之上。第二，要求所有的革命者，不得探求短期利益，尽管他未必熟知股票作为所有权凭证无期限的特点，但他要求要懂得时间问题，“知道要等侯”。只有这样，革命才可能成功。 孙中山先生是在感受革命不断失败的惨痛经历时，以股份公司的原理解读国家治理的原则。以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来解读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等对称关系，十分生动易晓。然而，公司的“生存约束”（破产处置的常态机制）与国家永存的治理目标，存在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差异，前者的治理依凭商学意义上的管理逻辑，后者以社会发展的政治理论为基础。 孙中山不断吸取西方理论，为自己的革命和建国学说构建基础。他以股份公司解读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在思维方式上，是他面对特定现实环境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在自身实践和阅读基础上的一种直觉的把握。这个特点，也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货币问题的认识上。 二、“钱币革命论”的主旨与货币的总体认识 孙中山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简称“钱币革命论”）、《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和《建国方略》第2章《以用钱为证》（1917-1924）中。其中，时间最早的是“钱币革命论”，即孙中山提出的单一纯粹纸币的理论。后两份体现了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针对现实问题和构造建国方略时，就货币问题进行的新思考。我们首先来看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也就是所谓“纸币本位论”。 （一）“钱币革命论”的主旨 民国建立之初，沙皇俄国敌视中华，企图攫取蒙古。而此时从革命党人手中窃取权力的袁世凯政权，软弱无能。孙中山义愤填膺，1912年12月3日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简称“钱币革命论”）[2]，提出以非常之策，以抵抗俄国甘冒大不韪的侵略之举。他的非常之策包括两项。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第二，“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