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当全面回顾国有经济70余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总结发展成就与经验规律，加深对国有企业历史特征和性质职能的认识，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①。目前，关于197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②。而1949-1978年期间的国企（当时称“国营企业”），研究状况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助于理解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既有关于这一时期国营企业的研究，多从单位研究的视角加以介入，讨论作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如何在社会管理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相对遮蔽了企业的生产功能。本文认为，应当从企业史的角度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并将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的研究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把握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历程的整体脉络。此外，企业史研究还能够拓展研究视野，开拓资料来源，使国营企业研究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 一、单位研究：视角与问题 从1949-1978年，国营企业作为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修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社会学学者围绕国营企业的资源分配、社会治理、控制整合等属性加以分析，形成了“单位制”的概念命题，也就是将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视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认为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出面协调、庇护单位人的利益，满足成员的实际需求③。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产的占有者，既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④。 社会学学者对单位体制的研究，首先是对单位的资源分配功能进行论述。学者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主要是通过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实现的。单位“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惟一桥梁。整个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通过单位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构成“国家—单位—单位人”的联结模式⑤。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乃至社会身份获得都需要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也承诺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福利保障⑥。这一时期，国营企业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功能，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方面。 其次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学者提出，对单位成员的考核标准不只根据生产行为和效果，还与政治表现、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群众关心等因素相联系，主观评价的高度政治化是构建权威体系的重要基础⑦。 其三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加以讨论。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根据单位在资源分配体制中的地位高低，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当中，然后再由单位分配给其成员⑧。单位成员社会地位的差异，有时不取决于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性质、级别、地位。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单位体制的影响仍未随着社会转型而减弱，社会成员所属单位的所有制形态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职业声望，这与单位文化持续稳定的作用密不可分⑨。 其四是对单位体制形成原因的探讨。研究认为，单位体制的雏形产生于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供给制，这一制度在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为了巩固社会基础，新政权在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力量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单位制就是新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新调控形式交互作用的产物，为社会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节提供新的制度架构⑩。 其五是对单位体制延续问题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之时，在中央的各项文件中就已提到，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将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有学者提出“后单位时代”的概念(11)。但也有学者发现，单位仍是决定当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城市社会的极好折射，国有企业依然兼有推动经济生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单位已经“远去”的结论(12)。 从单位研究的视角观察国营企业，存在两个较为显著的问题。首先，单位研究关注企业承担的“政治稳定器”或“社会减压阀”角色，相对遮蔽国营企业的生产功能。无论如何强调单位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作用，都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进行生产，依然是这些组织极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工作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如果检索国企内部的治理原则就会发现，生产劳动一直都是企业单位行动的重点”(13)，企业多次调整社会管理和动员的手段，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日常生产(14)。这些观点促使我们审视国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角色功能。 其次，单位研究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趋向于将研究对象抽象化处理。但是，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内部成员，都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是各自具有特征。有学者指出，单位研究“忽视了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15)。还有研究者发现，单位成员绝非单纯的政策执行者，他们本身就有多元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等，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体现出了“能动者”（agency）的相关特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