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重心的變動是社會經濟長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隋唐以前，中國經濟的重心在北方，但從南北朝開始，經濟重心已逐漸向南方轉移。中唐至五代時期，南方社會相對穩定，沒有北方那樣頻繁的戰亂，經濟獲得較大程度的發展。兩宋時期，南方經濟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日益重要，地位超過北方。這一時期的經濟重心南移，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極大地塑造了此後的歷史發展軌跡。不過，經過元明時期的調整，到了清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又一次發生移動，即由內陸向沿海的東向轉移。這次經濟重心的東移，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經濟重心轉移，並且格局大致保留至今，影響深遠。本文擬就此做一分析，以求正於方家。 區域經濟的形成，既是經濟不平衡性的表現，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在清代前中期，由於政局相對穩定，較少發生戰爭和動蕩，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昭槤在《嘯亭續錄》中稱：“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繁榮的基礎上，伴隨着社會經濟的高度發達，形成了所謂的“康（雍）乾盛世”。與此相伴隨，以江南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爲代表的沿海經濟也得到更大程度的發展。 糧食産區的變化是一個重要指標。明朝丘濬在《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寫道：“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這說明，蘇松地區在明代還是全國糧食的主産區和主要供給地。但到了清朝，這種糧食主産區的地位已經被湖廣地區所取代，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即以今天湖北、湖南爲中心的長江中上游平原已經取代蘇常地區，成爲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生産基地。相反，江南地區成爲糧食輸入的主要目的地，糧食交易的樞紐地位得到確立，長江三角洲地區糧食業市鎮的規模相當大，其中尤以蘇州的楓橋市、吳江縣的平望鎮爲有名。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指出，儘管清代前、中期的糧食流通，絕大部分仍然以地方小市場上的互相調劑和在區域市場內供應城鎮人口的需要爲主體，但長距離的運銷已有長足發展。該書估計，當時安徽、江西米經長江運江浙的，年運量在500萬石左右；湖南、四川米經長江運江蘇的，年運量至少在1000萬石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奉天豆麥經海運到上海，年運量在1000萬石以上。①這說明，江南地區已經成爲主要的糧食輸入地。鄧亦兵也對清朝乾隆時期的糧食流通數量做過研究。鄧氏統計的糧食流通品種包括稻米、小麥、粟米、豆類、高粱等，她還將豆餅計算在內；鄧氏討論的範圍，僅限於民間糧食運輸，不涉漕糧、軍糧及官方採買；在估算方法上，鄧氏主要是利用關稅資料來估算糧食的過關量，也考慮到並非所有運道都設有關卡徵稅，故而又依據過往船隻的數量進行輔助估計。按照鄧氏的研究，清代前期分佈於內陸的江河水系，能夠通船載糧的主要有長江、西江、閩江、淮河、黃河、海河、灤河、運河等水系。其中，長江水系的糧食運輸量，乾隆年間的高峰時期由四川的300萬石、湖南的800萬石、湖北的200萬石、江西的450萬石、安徽的100萬石組成（均指各該省的糧食外運量），總量在1850萬石以上，主要供沿海地區之用。鄧氏的研究同樣說明，江浙沿海地區已經由原來的糧食淨流出地變成糧食淨流入地了。② 清代江南地區雖然不再是主要的産糧區，但依然有着明顯的農業生産技術升級換代及替代轉移優勢，由以前的外銷主力變成採購主力。通過李伯重等人的研究可以發現，江南地區的農業耕作技術遙遙領先全國。清代提高復種指數，發展多熟制的耕種方式，是在開墾土地外解決耕地不足的又一重要途徑。在江南地區，水稻兩熟是最爲普遍的耕作技術，雙季稻的種植既是選種技術的進步，也使稻麥多熟制得到進一步發展。類似的模式還有稻豆兩熟、稻油兩熟、稻與菸草等經濟作物兩熟等等。這裏尤其注重施肥，採取多種方法積肥，普遍使用苗糞、草糞、火糞，根據土質類別，施以不同的糞肥，以提高地力和産量。江南地區發達起來的農業耕作技術，又迅速推廣到內陸地區，形成穩定的技術傳導路綫。③ 清代最發達的棉紡織業在沿海地區。廣大農村除農業生産外，養蠶植棉、繅絲織布是最重要的家庭勞動。江蘇的“松江布”聞名天下，其發展也受到清代鼓勵政策的影響。棉紡織業的生産形式主要是農村家庭副業式的小商品生産，規模較小，更加分散。在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下，農村中的婦女在家中織布，然後拿到市場上交換，以維持生計並進行再生産，是棉紡織業存在的普遍模式。據光緒《平湖縣志》卷二、卷八記載，當地農村“比戶勤紡織，婦女燃脂夜作，成紗綫，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或拈綿綫以織綢，積有羡餘，挾纊賴此，餬口亦賴此”，“邑中婦女以此爲業”。在家庭副業式生産的基礎上，棉紡織業出現了一定的專業化趨勢。在一些市鎮中，有了專門紡織棉布的作坊和勞動者“機工”，也逐步劃分出軋花、紡紗、織布、印染、踹壓等工種，每個工種都有各自獨立的作坊，如印染業、踹布業等，表明專業化的生産模式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與江南發達的棉紡織業相適應，這裏還出現了一批專業的棉布業市鎮，如嘉定縣南翔鎮和鎮洋縣鶴王市，棉花市場規模都極大。 絲綢是奢侈品，也是技術含量極高的手工業産品，清代的絲紡織業仍然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清廷專門設立官營機構進行管理和生産，包括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專爲皇室提供絲綢。三處織造局由清廷專派官員管理，規模龐大，至乾隆時每處織造局織機均已達到600張以上，工匠超過2000人。民間絲織業雖在規模上不比官營，但發展速度也很快，出現了一批著名的絲綢業市鎮。蘇州地區的絲織生産集中於城東，“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工匠各有專能，或素或花”④。杭州的絲織業生産同樣發達，厲鶚的《東城雜記》卷下說：“杭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以至有“吳絲衣天下”的美譽。吳江縣盛澤鎮在明朝嘉靖時還是個衹有百戶人家的絲織小鎮，到清朝乾隆年間，已經發展爲有居民萬戶、遠近聞名的絲綢大鎮，“鎮之豐歉，固視乎田之荒熟，尤視乎商客之盛衰。蓋機戶仰食於綢行，綢行仰食於客商。而開張店肆者即胥仰食於此焉”⑤。湖州府雙林鎮也是如此，“各直省客商雲集貿販，里人賈鬻他方，四時往來不絕”⑥，可見商品經濟之發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