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似”是中国的主流翻译话语，沉淀了中国式翻译经验和智慧，一直被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罗新璋（2009：20）曾将“神似”视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一个标志性节点——“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实际上，一百多年来译界围绕“神似”的讨论和争议远远超过其他翻译话语，论者从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出发，形成了各种说法。但是他们大都用感性模糊的词语来描写“神似”的感觉，或者用隐喻性的语言将这种感觉化虚为实，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后来的论者对“神似”进行了系统梳理、逻辑推究和学理思辨，并且融入一些现代性元素，以语言结构、修辞和格调等表观为依据，围绕“神似”与“形似”来阐述两者之关系，进一步强调了“神似”在翻译中的作用和意义，但其研究视角没有根本性改变，其结果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替换另一个模糊概念。许钧（2003）就认为翻译中的“形”与“神”问题，是讨论最多、意见也最难统一的根本问题之一。 翻译中的“神似”发端于中国传统美学。传统美学是在“观象制器，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式的感性思维和隐喻思维上形成的（周红民，2011）。一百多年来“神似”论者基本上依样画葫芦地将之继承在翻译论说之中，因此“笼统、融浑，全凭妙悟自得，只能神而明之”（罗新璋，2006：367）仍然是这一话语的主体面貌。迄今为止，对于“神韵”是怎样产生的，“神似”何以可能，仍然缺乏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 鉴于这一情形，本文拟将“神似”的探讨纳入认知框架之内，以认知语义学来阐述“神韵”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神似”的三个层次来审视和分析“神似”的可能性。将“神似”搁置在认知框架之内符合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避免对“神似”可能产生的主观的、印象式的论述，让“神似”的研究走向更加科学、客观的轨道。认知路径更具科学性是因为它试图理解和解释“神韵”的思维机制，即“神韵”何以产生，这一点与认知语义学所涉及的“语言、世界、人脑”三者之间的关系高度吻合。作者希望通过对“神似”的认知阐释，让中国传统译论与现代接轨，以防止传统话语的浅表化、空心化和老化。 一、“神韵”的生成机制 “神韵”在中国传统美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它既指人和世间万物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和风貌，又指一切艺术创作，如文学、影视、戏剧、绘画等的表现手法。毫无疑问，翻译中的“神韵”是语言所表现的人情物态在我们大脑中的呈现和反应。 没有“神韵”，何来“神似”，因此首先必须承认，“神韵”是“神似”的构成要件和基础。在以往对“神似”的讨论中，各家也形成了较为明确、一致的认识，即：翻译要达到神似，必须以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为前提。林语堂、陈西滢、曾虚白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茅盾（2009：408）在判断“神”与“形”孰轻孰重时，认为“与其失其‘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留些差异而保留‘神韵’”。王以铸（2009：632）甚至以“论神韵”为标题，赞成“好的翻译绝不只是把原文的一词一句硬搬过来，而主要的是要传达原文的神韵”。这些都强调了“神韵”的重要性。但是，“神韵”有无明确清楚的定义？传统美学和这些文学家兼翻译家似乎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古人即使在阐发文艺理论问题时也不会用逻辑的方法，而是借助诗意的表达，通过创设情境，让理缘境而发。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实际上是列出诗歌的二十四种神韵，但他并没有给出理路清晰的界定，而是描摹自然和人情世态加以烘托，通过“托物连类”的方式让人神思遐想，意会揣摩。他在“悲慨”这一诗品中写道：“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往，苦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2003：208）。我们不见其人之面色，不闻其人之哀声，而是在悲慨的风物中感受到了悲慨之氛围，在悲慨的氛围中得到了悲慨之情感，凄凉弥哀无奈之态跃然纸上。 这种通过意境泛出的“神韵”需要读者激活自己以往的经验和情感去与之应合，才能将它们召唤出来，再现出来。“神，既在心，也在物，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高岭，1999）。陈西滢和曾虚白对“神韵”的认识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陈西滢（2009：481）赞成“神韵是诗人内心里渗漏出来的香味”；而曾虚白（2009：484）认为“神韵者”，“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但是“与原文同化为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化来化去，他总化不掉自己内心的弦线所弹出来的声音，永远脱不了主观的色彩”（同上：486），他所认为的“神韵”是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的“感应”与译者从原作中得到感应相同（同上：490）。从陈西滢的“内心”到曾虚白的“感应”、“主观色彩”，他们所指的“神韵”无疑是一种心理过程。以此为起点，我们认为认知语义学对“神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认知语义学认为，意义的获得取决于“符号、人脑、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符号（语言）记录经验现实，大脑储存世界经验和知识，符号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杨忠、张绍杰，1998）符号记录的经验现实须在大脑得以映现，才能对之进行组织、匹配、加工、推理、获取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是认知能力，它通过“感觉运动经验和神经结构”（刘正光，2019：10）构建图式，图式“包括所感知物体的经验，以及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场景、事件、行动及动作的顺序”（Anderson，2000：15），还“包含不同种类的原型：典型事件、理想事例、社会常规、凸显样本、认知推理点等”（刘正光，2019：11）。总之，图式表征了各个层次的知识，从思想观念和文化事实，到某一特定词汇的意义，到词汇所激发的联想。我们具有表征各层次经验的图式，各个抽象概念的图式。最后，我们的图式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所有的一般知识都镶嵌在图式之中。 费尔莫（Fillmore）在运用框架的概念对语言进行处理时指出，“一个词、或某个套语或语法结构与记忆中的某个框架相联系，如果感知者一旦接触到一定语境中的语言形式就会在大脑中激活与之相应的框架，框架一旦被激活，又会进入与同一框架相联系的其他语言材料”（周红民，2004）。在此要说明的是，费尔莫的框架概念实际上与“脚本”（script）或者图式（scheme）概念相似，如是，“一个人的脚本和图式不会孤立存在，它们自然地以不同的强度联结在一起，一个脚本的激活会连带激活另一个脚本，相互联结的图式构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叫做语义或者联想网络，一个语义网络是一个概念互通模式，每一个图式是其中的一个节点（node），图式之间的关系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Collins & Loftus，1975），由于图式之间互相关联，一个词语可以激活多个图式，“但它提供的路径绝不是任意的。首先，一个词项所激活的领域一般限于那些它所指事物直接出现的领域”（束定芳，2008：79）。最终选择哪一种图式要依赖当前的激活程度、可及性和优选程度。“可及性”指图式的易得性，易得性由个体的经历和知识决定，经历和知识越丰富，越能产生易得性；“优选”指选择图式的先后顺序，优选顺序依赖某一范畴靠近典型类属的程度，与典型类属越近，越有可能得到优选（Hampson & Morris，1996：38）。因此，“一个词和表达式不是一个固定的、有限的、和独特的语言意义表征，而是一个能够到达无限多的概念和概念系统的路径。一个语言形式通过“投射”或突出相关领域的某一特定区域而获得其意义”（束定芳，2008：79）。语言表达式通过认知行为使我们进入某一事物或事件的更多信息，认知意义总是多于语言所给定的意义，意义的最终确定要依赖图式激活的程度、可及性和优选程度一系列认知过程，“该表达式的实际意义通过认知操作过程得到确认。认知过程的功能就使某一特定表达式与其他表达式的潜在意义、语言外语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同上：78）。在对语言的认知运作中，意义的充分性和恰当性不以语言的充分性和恰当性为首要条件，认知结构能保证在语言符号不完整或者语句不符合语义逻辑的情形下，利用先前储藏于大脑的经验和知识对语义予以补全或者纠正；语言中的很多缺省成分，如事理逻辑、事件原由、人物背景等也不需要在语言中再现，因为它们已经在图式中变为默认值（周红民，2003）。一旦受到与之相关词语的启动，图式中的默认值就会被激活，与其他图式产生相关的连接。认知结构也使隐喻，以及具有隐喻性质的夸张、含蓄、格言、习语、民谚、诗意表达成为可能，因为认知结构能将“喻体的某些特征向本体隐射或转移，成为本体特征的一部分，本体因此而获得新的理解”（束定芳，2008：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