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音材料看汉语西北方言元音高化的历史层次

      本文所说的“西北”指的是甘肃河西走廊沿线经宁夏至内蒙古包头的那片地域，当地汉语方言大致属于兰银官话和晋语区大包片（乔全生2008：39），但其内部特征差别较大。古丝绸之路是诸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除汉族外，还有粟特、吐蕃、回鹘、党项和蒙古等诸群体也曾先后活跃在那里。少数民族诸群体中有些人会说汉语，但在其母语制约下难免出现音值乃至音位的偏移，有些偏移也会反过来影响汉语（孙伯君2016）。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记录的汉字音借助文献保存至今，虽经反复研究，仍造成学者们理解上的困惑。尤其是在梳理其古今演变过程时，学者们很难判断哪些情况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主线，哪些情况是在周边民族语言或者元明官话影响下产生的变异。如现代晋语和兰银官话各片区方言点的阳声韵分别有鼻音韵尾、鼻化元音和元音韵尾三种类型，会使研究者们轻易想到这样的演变路径，可这却与古文献显示的情况相悖。

      本文尝试基于对音文献材料指出汉语西北方言在历史上经历过与鼻韵尾脱落有关的三次元音高化，以期能成为解释西北方言史的依据。毋庸讳言，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其本身都不能精确表现汉语的某些音韵细节，使得不同来源的书面信息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直接演变序列，但我们认为，如果聚焦于中古汉语梗宕山咸几个韵摄的元音高化规律，从盛唐长安话到后来西北方言的大体发展趋势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本文研究所依托的主要材料如下：

      第一，梵汉对音材料。此前的研究表明，8世纪的长安话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汉语方言之一，可以看作现代晋语乃至古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汉语土语的始祖。其最丰富的早期材料是不空（705-774）一派经师翻译的佛教密宗咒语。马伯乐（Maspéro 1920；马伯乐2005）选取其中的梵汉对音为佐证，讨论了《切韵》音系到盛唐长安话百年间的音变。刘广和（2002：1-118）详细整理并分析了不空的全部对音资料。前贤的工作成果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第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音材料。除梵汉对音外，还有几种书面材料的时代大致前后相接，可以用作其后数百年间汉字读音的佐证，其中主要包括：①敦煌所出汉藏对音文献（罗常培2012；高田时雄1988），特别是韵母变化较大的《千字文》，其时间约在9-10世纪；②回鹘文译本《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里的对音字例（聂鸿音1998），其时间约在11世纪；③党项人所编小学著作和所译中原汉文著作中的对音字例，特别是用作语言教材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景永时、I.F.波波娃2018），其时间在12世纪下半叶。

      第三，近现代汉语西北方言的调查记录材料。高本汉（2003）提供的“方言字汇”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珍贵资料①，受通用语的影响较小，且给出了系统音韵信息，因此，本文近现代西北方言资料多依据高本汉（2003）。

      二、梗摄元音的高化：9至12世纪

      不空翻译的佛经咒语表明8世纪长安话的梗摄三四等阳声字一律不带鼻音韵尾，只是其主元音在e与i之间换用不定（刘广和1991）。在其后的几种译音文献中，仅西夏鲜卑宝源汉译佛经咒语与不空译音类似，存在由梵语轻重读造成的e、i混用现象，其他资料都显得颇为整齐。例如汉藏对音《千字文》（罗常培2012：64、65）②：

      

      汉藏对音《干字文》里另有一部分梗摄字保留着鼻音韵尾（罗常培2012：88），看来藏文译者在个别字的鼻音韵尾有无之间把握不定。这就是说，汉语西北方言梗摄字的脱落经历了约百年时间，直到11世纪才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的方言土语中全部完成。

      汉译佛经咒语里不出现梗摄二等字，表明梗摄二等的主元音与梵文“婆罗门十四音”里的任何一个都不相当，也就是说，它不会是a，也不会是e。回鹘文译音作，粟特文译音作ē④，暗示它比三四等i的舌位略低，这自然会使研究者想到那应该是位于a和e之间的某个元音。这个音可以在西夏党项人对汉字的音译中得到启示和线索。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例子：

      

      梗摄二等字和蟹摄二等字用同一个西夏字对译，说明其读音一样，但这个音不可能是像蟹摄那样的，因为蟹摄二等字在佛经里从不用来对译梵文的元音ai⑥。排除了ai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大体判断这个元音是ε，它位于a和e之间，可以解释为中古蟹摄二等（）单元音化的结果，情况与今甘肃酒泉、敦煌等地的读音相同（张盛裕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