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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存世的大量文献中，有很多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字书写、镌刻在一起的文献，形成颇具特色的合璧文字文献。本文从大量存世和出土的文献，包括碑刻、印章、钱币、符牌、书籍、社会文书、题记等中搜集合璧文字文献，按朝代顺序系统梳理论述。同时，进一步探讨合璧文献的成因，认为这些文献源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的宣示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关系，有的记录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有的显示社会生活、培养双语人才、科举考试和传播宗教的实际需要。并且分析了合璧文献有历时长、文种多、数量大、以汉文为主体、呈渐增趋势等特点。论证了合璧文献在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道亮丽的彩线，折射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联系，体现出其多学科、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特色的瑰宝，值得特别珍视。
（二）魏晋至唐朝的合璧文献 1.最早的双语词汇表《汉语-于阗语词汇》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就与中原王朝有联系，后来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境内通行汉文，年号、纪年都仿汉制。 记录于阗语的于阗文，文献多为7-10世纪的遗存。在于阗文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已发现的《汉语-于阗语词汇》表明了当时使用双语的实际情况。此外，《突厥语-于阗语词汇》等文献反映出于阗地区与同时代的突厥有密切的关系。[2] 2.汉文、突厥文合璧《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公元6世纪，在蒙古高原上建有突厥汗国，后分为东、西两个汗国，至8世纪灭亡。 突厥汗国的文字为突厥文，使用时间大约在7-10世纪之间。现存的突厥文文献大部分是突厥文碑铭。最著名的两方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阙特勤是后突厥汗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之子，拥立其兄默棘连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与唐保持友好关系，连年向唐遣使朝贡，后被其大臣毒死。唐玄宗派使臣吊祭，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敕命立碑，亲撰碑文。[3]《毗伽可汗碑》四面皆刻字，西面汉文，为唐玄宗所撰；其余3面为突厥文，内容为两可汗生平事迹。两碑记录了后突厥汗国的历史，有重要文献价值。（图2） 
3.汉文、突厥文、粟特文合璧《九姓回鹘可汗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是回鹘汗国时期的碑刻，回鹘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与唐朝保持友好的关系，后分几支西迁，分别成为“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西州回鹘”。碑石为唐元和九年（814年）立，记述回鹘建国后至保义可汗在位时的史事、与唐朝的关系及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情况。石碑正面左侧刻汉文19行，左转角1行，左侧面14行。粟特文在正面右侧，正面27行，右转角1行，右侧面有17行。突厥文横书，刻在碑阴，约116行。此碑是唐与回鹘友好关系的见证。[4]（图3） 
4.汉文、藏文合璧的文献 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古代称吐蕃。公元7世纪初，藏族领袖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他大力加强同唐朝的友好往来，努力吸取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先后两次派遣大臣赴唐朝请婚，迎娶了文成公主。 保存至今的藏文文献十分丰富。吐蕃王朝与中原汉族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往来，翻译了中原地区的不少经典著作，著名的如《今文尚书》《战国策》等。[5]以藏文和汉文书写的合璧文献有多种。 （1）藏文、汉文合璧《唐蕃会盟碑》 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会盟于长安，翌年又会盟于逻些（今西藏拉萨），后在逻些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长庆会盟碑》。碑正面西向是汉、藏文两体对照，左半藏文横书76列，右半汉文直写楷书6行，文义相同。北面为吐蕃与盟官员17人名单，藏、汉文对照，上为藏文，40列。南面为唐廷与盟官员18人名单，有藏语译音49列。东面为藏文盟词，78列。碑文赞美了汉、藏之间的友谊，记录了会盟的经过，有重要历史和文物价值。此碑现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一直受到藏汉人民的敬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