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特征考察

      1 引言

      相比于传统的屈折形态和派生形态，评价性形态（evaluativemorphology，以下简称EM）是形态学中较新的概念，关注度较低，以往研究较为零散或局限于某些语言，汉语相关研究较少。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考察对汉语和汉藏语系的形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文以动词的评价性形态为例进行初步探讨。

      1.1 评价性形态概述

      评价性形态最早由Scalise（1984）基于意大利语中“指小（diminutive）”“指大（augmentative）”“贬化（pejorative）”“褒化（ameliorative）”的词缀提出，他主张这类词缀既有与派生和屈折相同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值得专门研究。虽然评价性形态的形态地位还存在争议（Zwicky 1987；Stump 1993；Beard 1995：163），此后已有大量学者从语用、语义、类型等角度研究了这类现象，比如Dressler和Barbaresi（1994）认为评价性形态是形态、语用结合（morphopragmatics）的典型例子；Jurafsky（1996）以“子”和“小”为中心建立了“指小”的放射状语义模型；Grandi和（2015）进一步用量范畴框架概括评价性形态：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包括事物、动作、性质和情形等，通常有一个标准或默认量（default value），当说话人的认识偏离标准值或默认值时就会产生评价范畴（说话人对默认值的偏离分为正向和负向，以“指大、指小、贬化、褒化”为原型意义，适用于不同的认知范畴），表现在形态上就是评价性形态。

      EM的认知基础是具身认知（embodiment）和隐喻。人从身体出发认识世界，往往借助物理维度表征抽象情感。“指小”“指大”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物理维度主观量的判断，“贬化”“褒化”则是在主观量基础上通过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EM的本质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语言的主观性体现于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视角，而EM系统地反映了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量”上的主观偏离。EM的使用不是语法强制的，而是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说话人与听话人所处的会话语境，以及说话人与被评价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

      1.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相关研究

      跨语言来看，不同词类的EM存在等级差异（Bauer 1997）：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数词，代词，感叹词＞限定词。名词最容易附加EM，其次是形容词，然后是动词。①目前EM的研究以名词为主，针对动词的研究还不多。一是因为动词上的EM没有名词那么常见，二是以往的研究视角局限于狭义的指小和指大，主要关注的是与名词范畴相关的量的偏离。其实，按照量范畴的理论框架，其他词类范畴的“量”也会产生认识偏离。就动词而言，对“动作量”的主观认识同样会产生评价含义，以往归入动词屈折范畴的部分体貌（aspectuality）和复动性（pluractionality），如动作的频率（frequentative）、反复（iterative）、强化（intensive）、弱化（attenuative）、分布（distributive）、尝试（tentative）、不认真（incassative）等，都表达了动作的主观量与默认值发生或增或减的偏离。因此，动词的EM可以界定为：通过形态手段表示动作主观量的改变，包括动作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率、施行的强度、执行的意愿、方式、速度等，以表达不同的主观态度和感情。

      文献中关于动词EM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少量阿尔泰语中，比如意大利语（Scalise 1984）、西班牙语（Prieto 2005）、克罗地亚语（Katunar 2013）、保加利亚语（Bagasheva 2015）、拉蒙钦语（Lamunkhin-Even，Pakendorf 2017）等，这些语言的EM很丰富。有些语言的动词EM与内部复动性（internal pluractionality）（Tovena 2008；Stosic 2013）发生融合，如现代希伯来语（Greenberg 2010）；有些与体貌发生融合，如意大利语（Grandi2006）、现代希腊语和俄语（Efthymiou 2013）等。

      目前还未见到专门针对动词EM的类型学研究，汉藏语系的相关研究更少见。本文将以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世界范围内动词EM的总体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共性和类型特征。

      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评价形态学手册》（Grandi和 2015）中收录的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动词EM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意义的类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