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2)04-029-12 近年来，对华“脱钩”逐渐成为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政策取向。这一政策并未因特朗普政府的任期结束而偃旗息鼓，而是在拜登政府任上以“选择性脱钩”“小院高墙”等新形式卷土重来。以降低两国经济关系联动性为出发点，该政策的涵盖范围目前已经远超经贸领域，延伸至科技、网络、社会乃至全球治理领域。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牵涉主体，也不仅限于中美双方，而且涉及美国盟友，以及大量全球产业链的参与主体。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两岸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影响。基于对经济“脱钩”理论内涵的分类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中美经济“脱钩”的政策实质、演变趋势及其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及演变趋势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美竞争格局下两岸关系走向的理解。 一、经济“脱钩”的理论内涵及其四种类型 “脱钩”原指火车车厢的挂钩脱落，引申为事物的联系中断(特指脱离联系)，并非经济学专有名词。社会科学范畴“脱钩”概念的提出，与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相关。20世纪60年代，部分左派政治经济学学者，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人，在以“依附论”探讨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实现国家发展问题时，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脱钩”问题。2018年该词首见于中美关系的讨论，甚至被美国政府用于形容对华政策的基调。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制造业回流、技术封锁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体间经济活动的不断衰减，许多人把“脱钩”一词比拟成以国别(地区)为主体的经济联系弱化，甚至把“脱钩”看做是“逆全球化”的代名词。那么，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脱钩”的内涵到底该怎样理解呢? 如果我们把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探讨的经济“脱钩”解释为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的减弱或者中断，那么，围绕减弱或中断的原因可以区分四种经济“脱钩”类型，即经济同质型“脱钩”、突发中断型“脱钩”、发展抗争型“脱钩”以及政治打压型“脱钩”，以下予以分别阐述。 第一，经济同质型“脱钩”，特指伴随着经济发展引起的经济体间经济特质或禀赋结构的变化，原先达成彼此间经济联系的核心要素日趋弱化，从而使得两经济体之间经济活动紧密度自然下降。理论上讲，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同质化水平越高，其经济活动的替代性和竞争性就越强；反之，经济体间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彼此开展跨境分工(垂直分工)和协作的程度就越强。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承接发达经济体制造业跨境转移的规模上可以得到印证。但与此同时，理论研究者也发现，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增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迅速弱化或者中断，于是就有了产品内贸易和价值链分工学说的发展。事实上，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经济同质化，即便同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由于在产品的具体部件、具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体的经济特质等方面的差异，仍旧可以创造出新的异质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经济体之间异质性的新变化，从而造成世界经济异质化与同质化的不断相互更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同质化导致的“脱钩”，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说，而且是短期假说。因为即使是在经济体间经济同质化的假定前提下，国际分工依然可以产生外生异质性差异，这足以说明经济学理论在长期里无法支持经济“脱钩”的结论。 第二，突发中断型“脱钩”，意指因某种(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战争、疫情等天灾人祸，迫使两经济体经济联系中断或者弱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因突发事件导致经济体间经济联系中断的情况不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曾导致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断，即便在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也仍然如此；再如，部分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激进势力的结合，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的上升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从而削弱国际投资和贸易。从近年情况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不同程度地减弱经济体间的经济联系。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美国为主的消费、以中国为主的生产和以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为主的能源供应的基本特征，当时各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非常活跃。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消费和生产的大规模缩减迅速影响到各经济体正常经济活动，经济体间经济联系在规模上缩减，部分产业经济活动也表现出停摆现象。同样，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产业出现供应链中断和需求疲软现象，企业面临利润降低和资金链断裂风险，特别是对跨国投资发展的不利影响骤然提升。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突发因素引起的“脱钩”往往是出于跨国企业避险的理性选择，虽然因此会损害经济体经济发展，但在突发因素消解后仍然会在趋利动机的驱使下恢复正常，所以这种经济“脱钩”本质是暂时性、避险性“脱钩”。 第三，发展抗争型“脱钩”，特指因摆脱不合理经济秩序或者某种经济观念的束缚，选择暂时减弱或者中断与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在经济学说史中，国家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脱钩”的观点是发展抗争论的代表，最典型的当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他看来，坚持“比较优势假说”和自由贸易主张的英法经济学，看似是在寻找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普适观点，但其实是为英法持续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提供了一套科学外衣。普适的经济学规律无法适用于各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前提下，德国用农牧产品换取英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并不符合德国利益，长此以往必然将德国牢牢锁定在政治和经济的附属国位置。用时下的专业术语讲，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强烈的锁定效应，一旦某经济体被锁定在低端位置，就很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独立的安全风险。在此背景下，李斯特提出了国家干预思路，即提高某些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关税或禁止其进口，以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显然，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具有短期内“反自由贸易”的特征。按照该政策思路，必将弱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需要注意的是，李斯特是在详细考察经济发展史和对经济实践做出科学判断基础上提出的“脱钩”观点，并非全面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要给后发经济体“发展机会”即过渡时期，当各经济体达到相同发展阶段后再开展自由贸易。基于此，发展抗争型经济“脱钩”是落后经济体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发展手段，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