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变体

      在中世纪时期的中国，西北方言被视为组成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族。这种方言在西北地区广泛使用，作为中国和中亚之间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敦煌、吐鲁番及其他中亚等地发现的吐蕃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等古代中亚语言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从中可以看到那些文献一般都表现了西北方言的特点。不过，考虑到说西北方言的地域广大，就可以想象其中一定产生了相当多的变体。遗憾的是，这种变体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对此不够重视的原因是，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缺乏可靠的音韵材料，除了以下少数幸运的之外：

      （1）10世纪河西方言（敦煌）：由于吐蕃文和于阗文中使用了汉语文献，当地人为汉字作了注音，可以据此为这个语音系统溯源[1]。

      （2）汉字的回鹘语发音：这广泛使用于9到14世纪的回鹘汗国中。这种回鹘语发音是基于各种西北方言的，但又与河西方言的发音略有不同[2-5]。

      （3）12世纪西夏王国里所操的汉语方言：学者们已经尝试用西夏—汉双语字表《蕃汉合时掌中珠》重构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6-9]。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还包括下面的材料：

      （4）这种方言反映在823年汉蕃条约碑（即《唐蕃会盟碑》）的转写中。这种转写显示的是长安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可以认为长安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种。

      在本文中，笔者旨在指出古代西北方言中存在系统的、重要的变体。

      那么，古代西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考虑把以下两个作为其中最显著的特点：（1）鼻辅音声母的非鼻音化，m-、n-、-＞mb-、nd-、g-；（2）鼻韵尾的消失或弱化，-m、-n、-。像浊音声母的清化、塞音韵尾（如入声韵尾）的消失、一系列音节韵母的合并等变化，和其他的因太细微而没有被认识到的差异，都不能当作是西北方言的特点。因为在其他方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特点。然而，浊音声母的清化值得我们注意。一般来说，所有的北方官话浊音声母的清化模式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平声的浊音声母系列变为送气清塞音，而其他声调（上、去、入声）则变为不送气清塞音。基本规则概括如下：

      

      考虑到现代方言的材料，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普遍化的浊音清化模式似乎是有根据的。这种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古代西北方言吗？在试着重构10世纪河西方言的语音系统时，笔者偶然发现有两个独立的材料，他们的模式相互矛盾。第一个是藏文书写的汉语佛教文献《大乘中宗见解》（T），另一个是用于阗文写的汉语佛经《金刚经》（Kbr）。这两个材料都可追溯到10世纪；而且，如果不考虑声调的差异，可以认为他们用不送气清音来表示所有的浊音系列。如前所述，其他所有材料都表现出了正常的清化模式。然而，根据大多数材料中显现的系统来重构河西语音系统似乎是准确无误的。不过，面对这两种文献中发现的反常模式，我们不可避免会对假设在10世纪河西地区存在一种不合规范的方言而犹豫不决。众所周知，客家话是与这一描述拟合的方言之一。据袁家骅的研究，江苏省的一些方言，如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方言中也显示了相似的模式[10]。我们能在山西省闻喜方言的白话层里发现相同的模式[1]73，这在今天的西北方言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然而，这种相似仅限于声母*b-这一例。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的语音系统。龚煌城、李范文成功地用西夏——汉双语字表《掌中珠》重构了西夏王国所说的汉语方言，表现出与上述完全相同的清化模式。尽管在重构的方言系统方面，龚氏和李氏的研究还存在着差异，但是，就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而言，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12世纪西夏王国所操的这种方言，时间和空间上最接近上文提及的两种材料。虽然我们还不能认为那些材料反映了存在于西夏王国汉语方言的前身，但是我们研究结果的证据，却支持在10世纪河西地区可能存在某一方言。这种方言中四个声调的古代浊塞音和塞擦音全部变成了不送气清音。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古代浊音声母因四个声调的不同而分为两部分，这是一个与现代汉语北方话共有的重要特点。然而，这与古代西北方言情况并不相同。古代的方言似乎已经产生了许多变体。而且，以存在像我们见到的那样一个重要变体为理由，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存在统一的古代西北方言。“古代西北方言”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受现代汉语方言分类影响的错误观念。上古和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基于回鹘语发音的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与10世纪河西方言十分相似，但是二者的确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因此，汉语方言可能存在另一种变体，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中国居民们持续不停地使用着这种变体。深入研究该问题所能使用的材料极其有限，这使得我们离全面研究古代西北地区所有方言的距离还很遥远。考虑到这些因素，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相关材料的研究和可靠证据的积累来探讨语言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