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8.1%。根据官方预测，未来我国老龄化的程度仍然会进一步加重，到2050年左右达到峰值。对企业和市场而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伴随着巨大商业机遇，与之相关的各种养老服务产业将迅速兴起。对政府而言，老龄化社会也给国家治理能力带来更大的考验。毋庸置疑，确保养老服务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不容轻视。 一、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养老服务产业定义及特征 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对养老产业进行了定义，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已形成12大类，51中类，79小类。 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具备如下特点：第一，产业体系多元。包括养老用品、养老金融、养老服务、养老地产为主体的支柱产业，以及电力、建筑、批发零售、文化教育、信息科技等为辅助的支撑产业。第二，产业链逐步完善，辐射带动面广。第三，与数字信息融合程度加深，智慧化程度提升。在互联网、物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针对老年群体的安全保障、保健康复、医疗卫生和休闲娱乐需求衍生出更人性化、高效率、智慧化的产品和服务，如智能安全监测设备、老年人网络学习平台等。 （二）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问题 2020年11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0%左右，65周岁以上人口为1.9亿，占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我国已经站在了中度老龄化的边缘。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没有得到稳定且充分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有一定的特殊性：老龄人口基较数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龄化发展趋势领先于经济现代化趋势，整体来看“未富先老”问题十分突出；家庭养老仍是当前主要的养老样态，这无疑增加了家庭负担。养老需求与市场产品及服务供给间存在着较大矛盾。 一些养老服务企业在发展初期，片面强调占领市场、前瞻布局、扩大规模，或者盲目投资、仓促建设；或者沉迷于“理论研究”、概念营销，以吸引融资，进一步“跑马圈地”，但在“质量”的培育上缺乏耐心，导致对老龄人群的普遍性需求挖掘不够，供给产品和服务上并未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养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既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也属于国家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从理论上讲，政府满足兜底需求，家庭满足基本需求，市场满足多元需求。由于各主体的性质不同、职责各异而且遵循不同的运行管理的规则，能够做到各行其是，同时也能做到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但在现实中，各主体在提供产品与服务上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这就导致诸多问题：是应该强调社会公益性，还是尊重市场主体的合理获益权？应该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还是发挥市场作用？如何平衡“未富先老”的困境与“老有所养”的期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养儿防老、居家养老的观念有所松动。同时，家庭养老的时间成本高、照护负担重，因此，日间照料、社区养老、社会机构养老等服务样态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然而，公立养老服务机构供不应求，社会对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缺乏信任，政府的财政和税收补贴对民办营利性机构缺乏可及性，民办营利性机构面临经营种种困难，其背后反映的是养老服务产业的普遍性风险。 二、养老服务产业的风险要素分析 对养老服务产业而言，做到产品契合需求、服务高质高效、标准清晰完善、监管有章可循、经营持续稳健，需要厘清并逐步扫除如下风险要素。 （一）经营风险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的养老目标。从反面来看，这个目标也恰恰揭示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在养老服务供给上面临的各种核心问题。在舒适完善的居住条件、持续且专业的生活照护细节、快速可及的医疗服务等方面，具备着综合优势的养老机构属于稀缺资源，因此相关的投资建设不可或缺。 取得经营收益、扩大再生产是市场投资养老服务产业的根本出发点。纵观全局，即使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益性养老事业，也需要进行职能定位、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以维持、保证经营稳健持续。然而，从现实角度看，无论是公立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是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企业，从立足基本需求的社区日间照护中心、养老机构到锚定高端消费群体的养老地产，无一不面临着资金投资量大、资源整合难度大、建设周期长、回报周期长等种种难题。一旦资金、运营、服务等任一环节出现问题，投资者均会面临经营收益萎缩乃至亏损的局面，这便是养老产业经营风险的体现。 （二）法律风险 随着老龄人群健康管理、医疗康养、生活照护等服务的增多，相关纠纷和诉讼也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既存在着服务水平低劣、养老机构安全措施不到位、侵犯老龄人群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也发生过老人及其家属蓄意讹诈养老机构的恶性事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增加了相关方参与养老服务产业建设的积极性，也大大影响着大众对养老服务的信任度和购买意愿。 目前，我国养老的相关的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投资经营主体、运营服务方、服务接受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明确清晰的法律界定，对养老产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也缺乏相应的立法规范。若想解决以上相关问题，还需要依靠相关制度法律的成熟以及完善。 （三）政策风险 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在总体上指明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工作任务。自此，从国家层面推动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各项政策便陆续颁布。但是，全国性的统一政策的宏观性、指导性强，在具体落实上如何助力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如何使养老服务产业减轻负担，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医养结合为例，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方向明确，但是医疗服务引入的门槛高、风险大，除此之外，由于资金来源限制，一些服务项目不能够实现医保全面覆盖，导致医养结合在运作中存在各种障碍。从企业角度看，虽然国家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但是在建设用地审批、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相关建设补贴上，还更多地倾向于公立机构。这些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又会转移成为企业的经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