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媒介人类学拓宽传播研究视野》[1]的报道。记者在完成这篇报道时曾对本文作者之一做过书面采访，报道中也引用了本文作者之一提供的一些背景资料。受学术报道这一特定体裁以及篇幅等方面的限制，报道仅仅讨论了相关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回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层面，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样的问题更适合以论文的方式来进行回答。类似问题还可以从人类学角度提出，即“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则更适合由人类学研究者去回答。 在西方人类学界，当“媒体人类学”初现端倪时，便有人类学研究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Anthropology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studies of mass media）[2]一文中，萨拉·迪基（Sara Dickey）就曾对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或许是表述的原因，标题看上去似乎落脚点在大众传媒研究，但如果细读文章会发现文章的落脚点其实是在人类学，准确的意思是：在人类学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与大众传媒相关的研究？沿着这样的提问思路，从传播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问：在传播研究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与人类学相关的研究？从中国的学科归属来看，大众传媒研究（或是“媒体/媒介研究”）通常归入传播学的范畴，上述传播研究换成传媒（或媒体/媒介）研究同样成立。由于“媒体人类学”、传播研究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因此本文以这样的问题表述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进行提问。这样的讨论对于正处于学科建制化过程中的中国传播学，在研究视角、经验对象、理论视野等方面，或许会有所启示。 在此还需说明的是，“媒体人类学”“媒介人类学”“传播人类学”等表述从字面上来看更像是从属于人类学范畴，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新闻传播学科。若此，在具体的表述上是否应该凸显出一些传播学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做详细说明，这也是本文立足于中文语境来进行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媒体人类学”和“媒介人类学” 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来看，中文文献第一次出现“媒体人类学”的表述是李飞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3]这篇文章是对西方媒体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综述。此后，李飞在2007年完成的博土论文是中文学术论文中在标题中第一篇使用了“媒体人类学”表述的博士论文。[4]此后，李春霞、彭兆荣[5]、郭建斌[6]等也使用了“媒体人类学”的表述。 在中文论文中，还有研究者使用“媒介人类学”的表述，并且从论文的数量来看，使用“媒介人类学”表述的论文比使用“媒体人类学”的论文更多。同样是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中，第一篇使用“媒介人类学”表述的文章出现在2012年[7]，第一作者是孙信茹。在过去10年中，孙信茹还发表了多篇关于“媒介人类学”的论文。①此外，张放[8]、熊迅[9]、阮艳萍[10]等，也使用“媒介人类学”的表述。 无论是“媒体人类学”还是“媒介人类学”，在英文中对应的表述通常都是“media anthropology”，但在中文表述中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如前所述，中文文献中第一篇关于“媒体人类学”的文章，是对西方“媒体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综述，作者在文章中并未解释把“media anthropology”翻译为“媒体人类学”的原因。此后李春霞的文章主要也是基于英文文献展开讨论。郭建斌使用“媒体人类学”的表述，与他主持翻译的国内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②直接相关，且使用“媒体人类学”的表述是责任编辑的主意。 国内最早使用“媒介人类学”表述的研究机构应该是2012年成立的“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负责人是邓启耀教授。2013年12月4—6日，该中心举办了“首届媒介人类学论坛”③，会后出版了论文集[11]。就国内人类学研究领域来看，中山大学的确在国内较早地涉足媒体相关研究。早在2005年，刘华芹就出版了她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专著《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12]这或许是中国人类学第一篇关于网络社区研究的博士论文，也可以算是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最早的相关成果。尽管刘华芹在文章中没有使用“媒介人类学”的表述，而是使用了“网络人类学”“虚拟社区研究”，但均可归入“媒介人类学”的范畴。 从上述情况似乎可以看出一点，如果文献的起点是从英文文献开始的，或者说当讨论西方相关领域的情况时，通常使用的是“媒体人类学”的表述，如李飞2016年的文章，李春霞、彭兆荣的文章，以及“媒体人类学译丛”；如果是基于中国相关的经验现象的讨论，通常使用的是“媒介人类学”的表述，如孙信茹、张放等的文章。郭建斌因为主编了“媒体人类学译丛”，但即便在他基于中国经验现象研究的文章中，也曾使用过“媒体人类学”的表述。[13] 无论是“媒体人类学”还是“媒介人类学”，表述之别的争议其实毫无意义。但就中文语境中的“媒体”与“媒介”含义上的差别，值得做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在当下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媒介学、物质性等逐渐成为理论热点的背景下。就“媒介人类学”的表述而言，或许与“媒介学”有某种表面上的关联，因此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接受；就“媒体”而言，需要打破原来中文语境中使用“媒体”时的一些“先见”（如更多地指向机构），而应该从基础设施、物质性的角度来拓宽中文语境中“媒体”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