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新中国史研究笔谈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86);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32)。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04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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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历史观是近些年尤其是2021年以来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直接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当然,就纯学术领域讲、就学术史而言,提起大历史观,人们会想到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视野或曰“大历史观”。黄仁宇在研究明代财政税收史的过程中,在联系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在对比中西历史异同的过程中,深感“放宽历史的视界”的重要性,因而极力提倡“大历史”,并得出能否“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古代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区别。①当然,提起大历史观人们还会想到法国年鉴学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事实上,黄仁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或启发。年鉴学派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强调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②由此出发,关注中长时段内以经济生活为重心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心态与精神世界等,但是,他们漠视甚至鄙视政治史。习近平提出的、学界与理论界积极响应的大历史观,虽然在一些思想因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历史学界的“大历史”视野、“总体历史”观念有某种关联和相似处,但是,两者无论在源起、指向,还是在原则、立场等方面,均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言的大历史观,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大历史观当然会涉及方方面面,但其核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党和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范畴,首要的指向恰恰是政治史。更重要的是,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立场和原则构成大历史观的灵魂和根本遵循,运用大历史观能够更好地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廓清历史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大历史观,特别是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③从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去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要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重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11月18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都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

      无论从习近平有关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看,还是从大历史观的典型文本看,大历史观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新中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下面,本文围绕这一问题谈些看法。

      在中华文明长程中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

      从大历史观看新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之置于近代180余年来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看到其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光大中华文明,是继续发展,而非断裂和告别。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其转折意义显而易见,也是人们长期以来最为关注且研究较为深入的内容,本文想强调的是,从大历史观出发,还需要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工业化的起步、现代政府架构的初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培育、自由民主及个性解放等现代理念的生长等均构成新中国继续前行的基础,对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举例而言,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曾经分析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导致的不同结果。现代民族主义源于西方,是在当时各民族反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因而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是一个“分”的过程。而中国王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观念,本来就包含很多族群,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由此带来的是,“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相反。“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萌生并迅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由此来看新中国创造的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来看新中国单一制国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构和行稳致远,就更有历史纵深性,因而更有说服力。

      从大历史观出发,看新中国70余年的奋斗与整个中国历史的接续,更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习近平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这给我们提供了用大历史观看问题的广阔空间。实际上,他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提供了指导,例如,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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