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刘燕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原文出处: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内容提要:

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这些欧美人士一起工作的还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各难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员以及国际委员会基层及协作机构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报酬、义无反顾地参与难民救助,承担了大量具体和繁琐的工作,与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样,他们也是英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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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下旬,随着日军的不断逼近,为了给一般平民提供躲避战火的栖身之所,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仿效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的先例,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安全区亦称难民区,最多时收容难民约25万人。20多位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除了这些欧美人士外,还有大量的中方工作人员与他们一起救助难民,总数达1500余人,其中不仅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级管理人员及基层工作人员,还包括国际委员会协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辱负重,与难民们守望相助。然而,长期以来,除了在欧美人士的日记中有所记述外,他们很少受到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一些中方工作人员救助难民的事迹才重新浮出水面。①本文根据新发掘的相关资料,对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安全区中方秘书处及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工作人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南京城内到处弥漫着失败悲观的情绪。②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当时局势之下,委员的人选必须是具有中立国国民身份的欧美人士。③在安全区筹备过程中,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杭立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在南京的不少欧美人士熟悉,与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也联系密切,他多方奔走,在欧美人士与中国官方之间牵线搭桥。11月28日,他被国际委员会任命为中方共事总干事。④12月初,杭立武运送故宫文物前往汉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为他的离去而深感惋惜,因为他极其能干,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希望他能重返此地。”⑤其后,杭立武一直未能返回南京。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设粮食、住房、卫生、运输委员会,负责难民的食物、住宿、卫生等事宜。其中,运输委员会存续时间很短,很快被合并到粮食委员会。⑥在筹备安全区的过程中,国际委员会列举了一连串的问题清单,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中方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在国际委员会实际运行中,其下辖的秘书处、住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中的中方工作人员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中方秘书处

      秘书处是国际委员会的中枢之一,负责收集各方信息、起草相关报告、与各方进行联络等等。安全区管理委员会下设理事会及住房、粮食、卫生等委员会。理事会成员除了主席约翰·拉贝、秘书斯迈思、总干事乔治·菲奇、副总干事杭立武、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之外,还有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⑧中方秘书处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汤忠谟(1885-1968),浙江鄞县人,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7至1919年在美国费城神学院留学。1929年12月,在圣约翰大学50周年时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其后出任南京中央神学院院长。后来,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先后担任圣约翰大学神学院院长与上海中央神学院院长。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一般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外语水平。陈文书即是其中一员。他1908年出生于安徽太湖县,1932年考入湖北武汉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因成绩优异1934年被选派到英国留学,后因病休学。在庐山疗养期间,他结识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经马吉介绍,先后任南京《励志》周刊副总编辑、下关英商和记洋行翻译。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在秘书处工作,曾出任安全区商业办公室主任。其间,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时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护士徐淑德,两人于1940年4月27日结婚。陈文书一直留在南京救助难民,一直到1940年8月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解散。⑨

      与日本大使馆及军方交涉是秘书处的重要工作之一。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通晓英语、德语等语言的人较多,而通晓日语的较少。在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金陵大学教授陈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常常充当国际委员会的日语翻译。⑩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有的是临时加入的。1937年12月19日,贝德士、威尔逊、斯迈思等人前往日本大使馆,就日军暴行及安全区的工作与使馆官员交涉。其后,一行人去金陵大学附中了解情况,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遇见吴珍珠小姐(Miss Bromley Wu)(11),身后有日本士兵跟随。为安全起见,他们把她带回安全区总部,让她帮忙抄写日军暴行案例。斯迈思感叹,“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高材生干这个,真太委屈她了”。(12)

      (二)住房委员会

      在各专门委员会中,住房委员会规模最大。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3日住房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主任王廷(Wang Ting),副主任查尔斯·里格斯,成员有查尔斯·吉(Charles Gee)、朱舒畅(Ch'u Shu-chang)、欧文C.C.朱(Irving C.C.Chu)、许豪禄(Hsu Hao-lu)、王明德、Y.S.张、王有成。(13)上述人员中,除查尔斯·里格斯外,其他都是中国人。12月8日,国际委员会提供给报界的专稿中,住房委员会主任却变成了许传音。

      许传音,字澄之,1884年出生于安徽贵池,190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其后留校任教,1915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9年,许传音学成回国在铁道部任职。南京沦陷前夕,许传音将家人送回安徽老家躲避战祸,自己则留在南京,试图利用与美国人的关系保护家产。1937年12月,他应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难民的住房工作,同时还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1938年1月1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许传音一度担任顾问一职。1938年3月18日,伪自治委员会为伪南京市政督办公署取代,许传音的顾问一职也随之取消。1938年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变更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同年12月,许传音当选为委员会成员,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人。后来许传音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一直到1950年代初。(14)作为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到处筹措粮食救济难民,据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少校参谋祝晴川回忆,南京城陷后他曾化装为盛锡福帽厂刘经理,后参加红卍字会工作,他曾和许传音一同到新街口与日军司令部交涉中华门外红卍字会所藏义仓的大米问题,经交涉日军当局同意红卍字会前往运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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