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4.06 作为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评法批儒”运动因深入触及了政治和文化的两端而不断受到研究者的青睐①。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批儒评法既然是运动，它的目的就不在学术本身；而运动既然以批儒评法为名，又难免不给学术造成影响。”②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评法批儒”中“被制造出来的研究文章，不能算作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本质是一种假学术”③。这一点无可否认。另一方面，因在传统文化的场域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便不仅涉及儒、法两家以及它们背后所揭示的“传统”与现实的关系，涉及因运动的机缘开始接触古书进而走上学术研究之途的一代学术青年，涉及参与注释古籍的众多学者，以及这些学者在恶劣的学术境况下取得的有限的研究成果，还涉及运动时开启的部分研究课题等。部分学术青年在政治运动的幽暗中成长起来，部分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得以发表，展现了“评法批儒”运动较为复杂的面相。这是因为，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专业学者的自律性也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这种自律性使学术研究获得一种自然增长的机能，一旦再启动就会产生一定效益。因此，无论“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学术是真是假，都应以一种研究的态度将其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进行系统梳理、深入辨析，总结学术发展经验。这也是不断从学术史角度对“评法批儒”运动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和出发点。 一、“评法批儒”运动播下的学术种子 无论是“评法”，还是“批儒”，“评法批儒”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古代典籍的注释、整理等结下了不解之缘。运动期间对儒家典籍的注释、批判及对扩大化“法家”著作的注释等相关工作，并非政治运动领导者所能承担，因此，将专业人才召集至名目繁多的注释组，使佶屈聱牙的文言字词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便成为“评法批儒”运动的紧要任务。1974年7、8月间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传达了“要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并“就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对旧注的取舍原则、大体分工和完成时限5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④，以落实具体工作。在注释法家著作的政治动员令下，高校、研究机构、部队、工厂、出版社等都组建了人数众多的“三结合”“法家”著作校注组或注释组等，对“钦定”法家代表人物⑤及其著作开展影印、校勘、标点、分段、注释、今译、索引等工作。事实上，注释的骨干力量还属各高校文、史、哲院系师生及研究机构的“三结合”队伍。这些队伍中包括专业工作者、工农兵、领导干部三部分，其中前者是注释工作的主体力量⑥。 被迫卷入“评法批儒”运动的漩涡中，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一种消耗。运动时期，老、中、青正常的学术代际传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学术青年，彻底失去了常规的学术训练途径。早在“文革”爆发后，全国高校一度停止运转，古籍甚至普通书籍都被“破四旧”破掉或被视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而封禁起来，这些普通青年便无学可上，在“最佳读书年龄”却“无书可读”⑦，失去了读书做学问最起码的条件，成为历经“文化断代”⑧的一代人。然而，在“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狂潮中，文科各专业将注释法家著作的任务“作为‘带教学’的战斗任务”⑨来抓。部分学术青年因工农兵“三结合”的特殊形式，被招募进高校注释组，在注释“法家”著作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古书、接受最基本的古典文献整理训练。如被吸纳至上海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的来自农场的许妙法、袁济喜，以及来自解放军的战士熊月之等人⑩。熊月之曾回忆到，其自1972年高中毕业后便应征当兵，因高中毕业在当时属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故在“评法批儒”运动时，他“受部队的指派”参加注释法家著作的工作，“被分配到章太炎组”(11)。在注释过程中，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等人“手把手地教”这些工农兵学员“如何断句、标点、释义，如何查找工具书、核对引文，如何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等，熊月之等人“扎扎实实地读了一些书，对历史学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12)。熊月之又因与姜义华“同在一间办公室，写字台相连”，在“历史学启蒙教育与训练”方面多受姜氏影响和指导，收获颇大，故将姜氏视为其“历史学的启蒙老师”(13)。在这样的因缘下，战士熊月之在高考恢复后选择并顺利考入历史系，开始了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 部分学术青年还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深造，如刘志伟、于仁秋等人。“文革”开始后，刚小学六年级的刘志伟很快便无学可上，后虽“插班回到学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读书学习”，以致当时的他深处“知识饥饿状态”，“对所有的知识都有点饥不择食般的渴求”(14)。后来，他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深造。“评法批儒”运动时，他所在的年级接受了注释“法家”作品《论衡》的政治任务。“每个同学分别负责一篇，由一位老师指导着来做”，这对当时“完全不懂文言文”的刘志伟等人来说异常艰难。所幸，他在指导老师朱杰勤、周连宽、谭彼岸的指导下，“从学习读文言文开始”，逐步接受了基础的学术训练。因此，刘志伟认为自己当时“阅读历史文献以致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基本上是在朱先生、谭先生和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15)。作为刘志伟的同级同学，于仁秋的经历大致相似。后来，他们又于“文革”后考取了研究生，真正走上了历史研究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