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825.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3-0195-08 成立於1951年7月29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館①，其設立初衷為解決新中國成立後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識分子生計問題，同時發揮他們在保存傳統文化、推動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1949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回信答覆柳亞子有關設立“國史館”的問題時便指出，新成立的文史館將以“敬老崇文”為宗旨，廣納社會賢達、名流耆宿，最大限度地影響和團結海內外各階層人士，結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②文史館成立之後，招納了大量文化界的耆年碩學之士入館，在修史編志、書畫詩詞等保存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活動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招納文化界的耆老入館，亦符合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針，“要使他們適應新中國的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對他們進行教育，幫助他們重新學習，逐步改造舊的世界觀。”③從近年的研究成果來看，關於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探討多見諸於回憶性文字，尤其集中於倡辦、主辦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與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私人交往細節，有關該館的具體運作、選人標準、人事關係等問題，依然有較為廣闊的研究空間。④ 文史館的成立，在新中國成立後便已有倡議。1951年6月23日，符定一⑤曾致信毛澤東，信中寫道：“一般旅京老人生計困難，去歲以來，他們因我公關懷，有設立養老機構之意，風聲所播，彼等不勝欣喜之至。去歲下半年，周總理秉承德意，屢次向本人表示，決定由政務院設立文史研究館。本人遂邀集若干老人坐(座)談數次，徵求眾意，並陳述老人對於文史館研究的辦法。周總理辦事熱心，毅然負責，去歲冬季，派齊燕銘秘書長設立文史研究館的籌備處。籌備處總司其事者齊秘書長，助理齊秘書長者為屈武主任，文史館籌備事務者為王笑竹。據王笑竹說，現時文史館事已籌備齊全，只要主席一批，即時可以開館。近幾天，這些老人本身療饑無術，對於文史館望眼欲穿，群來向我詢問，逼我向主席催請，並說：催請如無效，主席自有個答覆使老人有所遵循。有人說，若因文史館的職員不能定，遂使文史館遲延開辦，則請政府先發表一批老人名單，先期照單接濟，免得老人緣門乞食。以上所說老人的話，居多情詞懇切，不得不據以上聞。總而言之，文史館究竟能辦與否，請明以告我。萬一有困難須面語者，請派車來接我即趨前聆教可也。”⑥毛澤東收到來信後隨即批示：“請齊燕銘同志辦。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捱餓。”⑦一個月後，中央文史研究館正式成立，聘任26名耆宿為第一批館員，⑧館址經多次商議，最終選定北海靜心齋。⑨可見推動文史館成立的直接原因，與一批晚清民國耆宿在新中國初年的生活困難有直接聯繫，⑩但挑選哪些人士進入文史館任職，顯然有一定的標準，在“敬老崇文”的要求背後，還有其他一系列的考量因素。 1956年10月8日，許寶蘅獲聘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聘任書為第154號。(11)生於1875年12月20日的許寶蘅，曾於1902年應浙江鄉試中舉人，1906年後歷任內閣中書、學部主事、軍機章京、承宣廳行走。入民國後又曾任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等職。1932年，許寶蘅到東北淪陷區任偽滿執政府秘書、大禮官、宮內府總務處處長，1939年因年老退職，1945年8月回北平家居。新中國成立後，從1953年起領取北京市勞動局每月發放的生活困難補助金，直至1956年10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為止。(12)許寶蘅“出身科舉，數十年浮沉宦海”，(13)歷任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偽“滿洲國”及新中國政權，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日記，而目前保存出版的《許寶蘅日記》，其中較為完整的一部分即是1944年至1960年，可以說，由許寶蘅的角度，可以提供分析中央文史研究館在挑選館員過程中注重的相應因素、挑選結果背後的人事糾葛，亦可由此窺見歷經晚清民國的舊文人，在新中國時期如何調適自身並積極融入其中的過程。 一、中央文史館早期入館人員分析 1951年7月底，首批入館館員名單公佈，20餘名耆老中，不乏葉恭焯、柳亞子、章士釗等知名人士。通過分析首批館員的出身、專長、社會關係等因素，可以讓我們對挑選文史館館員的標準有更為具體的認知。 從首批館員的出身來看，大部分均有科舉出身、或曾就讀於新式學堂。其中王治昌、邢贊庭、邵章、康同璧、唐進、葉端棻、劉
園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歷，除康同璧留學美國、唐進後來留學法國外，(14)其餘人員都是留學日本，專業均為法科或商科。而沒有入過學堂的兩位館員均為著名藝術家：陳半丁與齊白石。前者為任伯年和吳昌碩的弟子，而後者之藝術成就則早已為世人所熟知。這些館員的專長，都是詩詞、書法、繪畫、掌故、古典文學等領域，可以說充分體現了文史館“敬老崇文”的特色——他們年紀較長、歷經數政權的更迭、又多以繼承弘揚傳統文化見長，被選為首批入館，可謂實至名歸。 不過，在崇文衡士的標準後，不可不注意兩個因素的存在：一是人事關係，一是歷史因素。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與毛澤東的關係早已為後人所熟知，周恩來就曾將“發現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作為老人一生的三大貢獻之一；柳亞子在重慶談判時便已與毛澤東吟詩唱和，而文史館的成立，其中便有柳亞子的提倡之功；章士釗曾在籌措進步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時期，以二萬元銀元相贈毛澤東；劉武則在1920年代擔任瀏陽縣長任內，出資200元為股本支持毛澤東於長沙開設文化書店。(15)另外在該批館員中，查安蓀是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時的同學，黃復是柳亞子的好友，王治昌是王光美之父、劉少奇岳父，齊之彪為齊燕銘之父，而齊燕銘在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務，在籌措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協調作用。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入選並非單純依靠人事關係，像王治昌是工商業界的著名人士，長期致力於兒童福利事業，齊之彪則在任故宮博物院秘書期間發現了多部宋元版書籍，但以“崇文”的標準來看，二人的入選似乎有些勉強，因此不能不考慮此方案的人員、社會脈絡及社會影響等相關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