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从1930年代开始，大量知识分子或者从大革命中退下阵来，或者从迅速解体的社会和传统家庭中分化游离出来。此后，随着时代前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益增多，解决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道路问题，愈发显得突出和迫切。② 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即要求全党必须认识“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宏观演变历程。④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中共在吸收和运用知识分子干部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若干可以进一步深化的议题，但相关讨论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展开。⑤具体到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研究虽注意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中共的疑虑，但关注的主题仍是围绕政策本身而言，强调这一时期中共政策相对抗战时期延续和调整的一面。⑥本文以1947年中共实施战略反攻后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为中心，从在地实践层面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和运用作一具体而微的考察。⑦ 一、新区开辟之初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距离 尽管中共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也认为知识分子在未与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⑧。国共内战爆发后，随着形势紧张，中共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日趋谨慎，这一情形不仅存在于老解放区前期的土改工作中，也延续到战略反攻后开辟的新解放区。 中原新区是中共转入战略反攻和外线作战后最早建立、比较成规模的新解放区。1947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令刘伯承、邓小平准备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5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⑨8月初，刘邓大军在取得鲁西南大捷后开始执行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稍后，陈赓、谢富治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亦分别向豫陕鄂、豫皖苏地区挺进，形成三军经略中原的态势。至1948年5月，中原解放区基本成形，大体以河南为中心，形成皖西、鄂豫、江汉、桐柏、豫皖苏、豫西、陕南7个战略区，囊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津浦路，西迄川陕边的广袤区域。⑩ 中原新区开辟伊始，邓小平即强调今后的任务是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为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11)然而，进入新区之初，因为过左的急性土改政策，“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12)。在这一背景下，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采取怀疑、排斥的“关门主义”态度。这既与新区的客观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有关，也受急性土改中“左”的思潮的直接影响。 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知识青年为数不少。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1946年下半年仅开封市教育系统即有学校66所，学生29363人，教职员1700人。(13)在豫西地区，据中共1948年的调查，有中等以上学校200所，中等以上学生5万人以上。高小学生数目更多，仅一分区的洛阳、渑池等地即有学校168所，学生36240人。(14)然而，在“左”的倾向影响下，中原新区农村工作开展之初，一般干部往往不敢要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与抗战时期，大胆吸收运用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运动作为中共与地方民众联系的桥梁，原本已成为中共农运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土改之后这个经验被一般干部忘记了”(15)。当时，中原新区因为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上采取“左”的关大门，即使个别吸收后也常常麻痹，无原则地信任随便分配工作。在部分地区，在经历初期急性土改时期吸收干部不严谨引起一些问题后，又矫枉过正。(16)至1948年6月，豫西区委书记张玺在与地方干部的谈话中，仍注意到领导干部讨厌当地知识分子干部，认为其只会说大话，“不如老干部好用”(17)。 当然，中原各地也并非铁板一块，部分地区在开辟过程中即较为注重吸收知识青年。据随第三纵队南下的某干部记述，在该部开辟皖西解放区的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参加革命队伍，他们跟着共产党，而且越来越坚决。潜山县人民政府的王区长初来县政府做科员，随后派到水吼岭搞征粮，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生活，学会做群众工作。黄柏区一个知识青年在国民党乡公所干过，他感到自己干的都是残害人民的昧心事，便投向革命，当了爱国民主政府的财粮科员。有个被乡长卖了壮丁后押送入伍的知识青年，逃出国民党军后就投身革命了。潜山县参加革命的70多个知识分子除了学生外，还有不少是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18)。 而在知识分子方面，中共挺进中原之初，一般学校师生等知识分子对中共亦抱有较大的疑虑和误解，部分跟着国民党政权逃散、隐蔽，甚至与中共为敌；部分则因害怕形势变化，“怕斗争，而在观望、东躲西藏”(19)。多数知识青年对解放区是“不了解，不敢去”(20)。在陕南，地方干部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敢到(中共)地干班学习，就是怕我们驻不长。他们说：‘再看一看！’地干班的学员遇见过去的旧朋友，不敢招呼他们，怕受红色‘危险’”(21)。当然，也有极端相反的个例。在江汉区，知识分子在中共初期“左”的时候“非常怕，为了免祸，于是纷纷要求参加工作”(22)。此外，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对国民党方面不满，但对中共因了解少，加之国民党方面的造谣和宣传——污蔑中共“杀知识分子，强迫知识分子当兵”，对中共多少也存在顾虑和不满。(23)1948年中原军政大学成立之初，受国民党方面谣言攻势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踊跃入学，该校由鲁山县迁入临汝县数月后，当地入学的学生仅有2人。(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