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与苏北之间: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变迁(1937-1941)

作 者:
郭宁 

作者简介:
郭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豫皖苏根据地位于河南与苏北之间,南北起着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作用,其建立与变迁与中共对河南的经略密切相关。彭雪枫部到豫东,建立豫皖苏根据地,就是为了以此为跳板,在日军进攻河南之际,进军豫西与鄂豫皖。由于这一形势迟迟没有到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发展华中”战略由中原转往苏北,进而围绕是否跨越津浦铁路,中共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论。最终在1941年的西进中,新四军第4师与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退往津浦路东,以皖东北地区为中心建立了淮北根据地。直到1944年,随着豫湘桂战役爆发,彭雪枫再次率部西进,基本恢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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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K2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2)-03-0092-18

      在华中根据地中,豫皖苏根据地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豫皖苏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纽带,同时兼具向西发展河南,向东挺进苏北的双重任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学术界对豫皖苏根据地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从相对具体的微观层面出发,对豫皖苏根据地的某个具体问题如文化教育、民众动员、财政经济等进行研究分析;另一种则是从宏观视角对豫皖苏根据地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叙述。而从战略层面出发,对豫皖苏根据地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共军事战略变迁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对历史脉络与战略布局的把握相对不足,因此造成对历史问题的解释思路相对单一。实际上,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顿挫都深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影响,需要进一步从军事战略角度进行分析。

      一、中共发展河南战略与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开始出兵华北,特别是与陕甘宁毗邻的山西。毛泽东就认为八路军“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①。其他省份则是由地方党组织负责发动群众,建立小规模的游击队。河南也是这种情况。早在1937年7月下旬,毛泽东便对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强调:“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②河南省委遂在各地展开工作,例如1937年底派王静敏赴豫东开辟工作③。至1937年12月,毛泽东判断指出,“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两州,此师须速即开动;以一师开固原地区,此师亦须准备开动;以一师开豫西,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④,即八路军两个师回师西北、保卫陕甘宁,一个师准备开往河南西部。这是中共主力部队最早进军河南的计划。1938年2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115师分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129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且115师最后也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⑤。

      对此计划,八路军总部认为115师陈光旅不宜东进,但“在敌占郑州后继续南进及一部西进,威胁武汉、西安时,蒋介石可能容许八路军直接参加保卫武汉,我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皖鲁,以一一五师出潼关、洛阳之线以南,是可能争取实现的”,并提到蒋介石曾向刘伯承表示有意要129师去鄂皖豫边区⑥。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2月21日判断指出,“在设想国民党能够独力最后保卫武汉的情况下,蒋是不会让我们插足于鄂豫皖的。但如果不然,蒋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就存在”,因此提出“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⑦。当时,中共首先争取以合法手段进入河南,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叶剑英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提出八路军总部的意见,但王明、周恩来等出于国共关系的考虑,“提出不宜以一师东出或入鄂豫皖的建议”⑧。虽然长江局反对八路军主力进入,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河南。早在1938年1月7日,长江局就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因此,河南党的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⑨。在军事方面,1月11日,周恩来等人指出:“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⑩河南省委也要以鄂豫边为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对留守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领导(11)。

      显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已开始考虑派八路军主力进军河南,长江局更倾向于以高敬亭余部在鄂豫皖进行发展,但都主张以军事力量经营河南。1938年2月13日,长江局提出,“为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首先要派党的与军事工作得力的军政干部,去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因此派彭雪枫到河南去担任这一工作(12)。彭雪枫原在山西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1月25日为执行毛泽东关于“日寇打通平汉路后,开辟豫西、陕南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离开临汾,经过河南到达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在长江局决定的第二天即2月14日,彭雪枫又率领10个干部出发前往中共在鄂豫皖的中心——确山竹沟。(13)经过对河南的实地考察,彭雪枫于3月1日提出,“豫西、鄂北、陕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约有群众千余万,有桐柏、嵩山、伏牛、秦岭诸大山脉,散布其间,有地形、群众及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基础为条件,工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主张应以陕南、豫西以及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这一地域作为中共的大后方(14)。

      虽然陕甘宁边区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是中共的大后方,但实际上自1937年12月始,中共一直担心日本会进攻西北及陕甘宁。1938年3月2日,毛泽东判断日军“企图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15),29日又指出日军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的计划(16)。因此,毛泽东认为彭雪枫观察甚当,但“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豫鄂皖边”(17)。在日军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八路军主力准备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并且可以避免“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18)。毛泽东虽然主张陕甘宁有失时可转移到鄂豫皖,但对河南的战略规划,此时仍是豫西和鄂豫皖并重。3月21日,毛泽东提出,在日军占领郑州后,129师去信阳以东,115师去豫西配合作战(19),也就是将两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鄂豫皖和豫西地区。为此,彭雪枫积极部署豫西南的工作,特别是豫南的大别山、桐柏山连接着鄂豫皖和豫西两个地区,被认为是依托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有利阵地(20)。直到1938年5月,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才暂时放弃了日军将要进攻西北及陕甘宁的想法,“以为敌置武汉抗日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21)。这样,中共中央自然不再需要从陕甘宁转战至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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